十八大代表杨培增：用生命守护光明

　　在十八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杨培增的办公桌上，一摞码放整齐的病历十分醒目。办公室和诊室里还有几个“顶天立地”的大框子，里面更是装着上万份病历。

　　杨培增给门诊病人看病，总会写下两份病历，一份由病人保存，一份自己留下。他说：“病历是医生宝贵的财富，很多诊断都是从问病史开始的，如掌握疾病更多信息，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出结论，为患者争取更多治疗时间。”

　　一份份病历的积攒见证了杨培增投身葡萄膜炎临床治疗与研究的艰辛。20多年来，他诊治患者超过十万人次；每逢坐诊日，除有特殊情况他都坚持把所有病人看完，有时甚至加班到凌晨2点。

　　杨培增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留住了光明。几年前，一名年轻女教师视力严重下降，一些专家告诉她，这种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被判了视力“死刑”的她带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找到了杨培增，经过一年治疗后重见光明。

　　杨培增不仅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服务，更用高尚的医德感动着患者，在这个信件已经非常稀少的时代，他仍然经常收到患者的感谢信。汶川地震灾区的一名高中生曾一度失明，经过杨培增的精心诊治得以恢复。他在写给杨培增的信中说：“您的笑容像沙漠中的一泓清泉，能带给每一位患者无限的慰藉。”

　　杨培增出生在河南农村，从10岁起就开始随父行医，“只要病人一来，吃饭也要放下筷子。大冬天，在被窝中也要起来给患者看病。病人发烧，拉肚子，那可不能等啊。”杨培增说，“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医生给病人解除痛苦，是一种责任，就该这样。”

　　在河南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培增对一种名叫葡萄膜炎的致盲眼病产生了浓厚兴趣。葡萄膜处于眼睛的角膜、巩膜与视网膜之间。这种疾病发病机制复杂，病因和类型多达100余种，我国患者多达300万至500万人，对这一疾病的诊治曾是我国眼科最薄弱的领域。

　　为了攻克这一顽症，博士研究生期间，杨培增经常从早上进实验室一直忙到晚上才出来。有时，他凌晨一两点去屠宰场取牛眼，早上8点又开始做实验。有一年大年三十，杨培增一直泡在实验室，等他取好最后一批动物标本，打扫完卫生离开实验室时，已是晚上7点钟。

　　博士毕业后，杨培增在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继续着自己的追求。有人认为他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也有人说他这样干太辛苦，但他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执著地走下去。

　　杨培增和他领导的团队不畏艰辛、不懈追求，把我国葡萄膜炎诊治和研究水平推向国际先进行列，在一些领域已处领先水平。他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等资助，他的团队已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他本人被选为国际眼炎症学会、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等4个与葡萄膜炎相关组织的执行理事、理事或成员。他还被授予亚太眼内炎症学会杰出成就奖，并被业界称为“中国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

　　2008年4月，杨培增投身西部的医疗事业，来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里建立起目前国际上单一机构患者数量最多、来源最广的葡萄膜炎诊治及研究中心。

　　一名安徽患者在当地医生推荐下，到广州找杨培增诊治。患者赶到广州后却得知他已经调走，于是马上“追到”重庆。面对那些慕名而来的患者以及患者充满期待的目光，杨培增说，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医生治病有四个层次：用药物、手术刀或其他仪器设备治病为第一层次；用“脑”治病为第二层次；用“心”治病为第三层次；用“生命”治病为第四层次。

　　杨培增在努力达到第四个层次。他说：“一个好医生应该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为患者治病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记者牟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