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奇怪，作为企业，你为什么谈创新谈得这么起劲？”曾经有个领导这样问十八大代表、中联重科公司研究院副院长付玲。她的回答很理所当然：“那是因为创新是每天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没有达到创新指标要求的研究，我们不会给它立项。”
2011年中联重科申请了1600多个专利。在新技术研发方面，他们每年有360多个新产品和新技术诞生，几乎是每天有一项新产品、新技术面世。对于她而言，研发的产品是有生命的，就像孩子；而她所在企业的生命，就在于科技创新。
付玲手中的总书记报告，第24页记满了笔记。将近一页纸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对此，她深有体会：“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最好的桥梁和平台，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市场需求。”但另一方面，报告突出强调企业的主体地位，也要求企业自己的创新能力要继续提高，要有能力成为创新主体。
资源该到哪儿去？
十八大代表、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发现一个现象：这几年，科技管理部门已经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把越来越多地科技资源向企业集聚。
“这种回归是正确的。以前，高校和研究院所往往做的是企业做的事，其实，在创新的产业链条上，产学研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分工。” 龙芯CPU首席设计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胡伟武认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口就是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十八大代表、沈阳机床董事长关锡友自称是数控机床创新联盟的“盟主”，该联盟采取“1+3模式”即一个企业加三所大学。“盟主”权力很大，选择大学的人才，决定未来产业研究方向。
“科技资源配置应该遵循两个原则：首先科技要素如资源、人才都应该以市场配置优先，而不是政府；其次，要破除行业和地域的壁垒界限，企业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要素。”关锡友举例说，沈阳机床产品的工业设计在北京，核心技术开发在上海，产品的概念设计是在德国。
“政府在配置科技资源时，应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立研究的方向。同时，让更多的创新资源向企业倾斜。”付玲说。
当然，政府要利用财政、税收等政策和金融杠杆创造软环境，让资源合理流动。“这几年国资委已经采取措施，对高科技企业，搞研发投入在考核时视同利润，央企搞研发积极性很高。”邵宁说。
企业该怎么做？
“中联重科每年投入5%的销售收入进行研发，研究出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对第二年市场的贡献率能够达到50%至60%。”付玲说。
“中联重科与其他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构建了技术和产品两级研发体系，即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机械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混凝土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城市公共装备技术研究院、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五位一体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和企业的二级研发平台的科技创新体系。”付玲解释说，一级平台做基础技术研究，同时包括知识产权、标准研究，以及建立相应人才队伍，主要攻克关键技术；二级平台是承接这些技术并转化成产品。两级技术之间相互支撑、延伸，实现无缝对接，无障碍的良性循环。
作为一家企业，提前两三年做一些基础性应用技术研发，包括前沿技术、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究，需要决心和魄力。2006年公司提出让技术研究和产品研究分家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直接做产品，马上进入市场，效果立竿见影，为什么还要专门将技术研究独立出来？”直到2008年，公司才完全建立了这样的两级研发体系，2011年这种研发体系的效果和成绩突然爆发，多项产品打破世界纪录。
“企业面向未来的发展要求是以市场为导向，我们明白要早于市场饱和之前，不断开发出新产品，让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指引不断焕发出新生命力。”付玲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近些年的基础建设和国家的大发展，但真正要想和世界巨头在国际上有所较量的话，必须重视基础技术的研究。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我们的创新只有从基础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行研发以后，才能用到我们产品上去。创新改变中国，更是中国实业的出路所在。相信通过党的十八大，工程机械行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道路会更加清晰。
与中联重科不同，沈阳机床走的是另一条转型之路。关锡友在2008年重新定义未来战略，那就是从传统制造商到整体工业服务商转型。“过去很多传统企业被定义为工厂，做的是增量，90%的人和财都在制造环节。我们提出了全产品经营周期概念，利用金融工具、核心技术、品牌和服务网络三大工具，做的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概念设计，是新型服务。
关锡友认为，在推动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企业必须回答四件事情：第一，实现产业和金融资本融合；第二，实现传统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第三，低消耗，绿色制造；第四，催生新型的工业业态，如信息服务。
产学研该怎么结合？
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何总是出现断链？付玲认为，那是因为高校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承接能力。“很多高校做的科研成果，企业总觉得距离产业化差一截，高校研发的科技成果转成生产力有一段距离。我觉得，高校把研究成果再往前一步，稍微往下延伸一级，企业同时把承接能力提高一步。一个往下，一个往上，就能弥合这种差距。我们企业承接高校的科技成果很顺手，就是因为有国家级创新平台，因此切合度较高。
产学研结合难的另一原因是利益关系没有理顺。十八大代表、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戴林认为，解决校企合作就是解决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利益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先让学校占利，然后企业再分利，将来实现成果转化并产业化以后，企业的收益会非常大。第二，解决需求和名声问题。我们把校企合作过程中发表论文的权利交给学校，把申请专利的权利留给企业。第三，人才问题。让学校的人才能走向企业，这样学校的人可以发展。同时，可以让企业的人才通过交流走向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获得学位。第四，合作问题。多年来，天地伟业一直和天津大学有密切合作，通过双方的合作，我们建立了联合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和博士后工作站，也取得了很多科技进步奖，实现了双方的共赢。”
创新该由谁来评价？
“目前，我们的创新评价还缺乏企业家环节。”在关锡友看来，以前是专家评项目，而不是以市场、以技术应用为先导。他认为，我国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成产品或服务三个层面，而第三个层面评价的标准就应该是市场。
关锡友对德国科技界比较了解，他告诉记者，有很多大学教授就是技术带头人，而且高校要求教授必须在企业工作管理5年，具有实战经验。他建议，要创新评价标准，让企业让行业认可和评价高校从事应用研究的人才。
“中联重科在评价机制方面，是面向产品设立课题，以实用效果检验创新成果。在课题承担上，公司唯‘能力’论，而不是‘职称’论。在奖励上，也不以工作量为导向，而是以创新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为导向。”付玲介绍说，“公司每两年会依据创新能力与个人业绩进行一次技术人员评聘，这使技术人员既有积极性也有压力和动力。”
一个企业的微环境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宏观层面的类似问题。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就明确指出，将完善评价标准，改变片面将论文、项目和经费、专利数量等与科技人员评价、晋升直接挂钩的做法。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如产业化开发活动由市场和用户评价，着重评价对产业发展的实质贡献。
“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如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开放的大系统；不仅仅是以产品项目课题的方式支持企业，还要在长远的基础能力、平台建设上下工夫。”付玲表示。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