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跑了五年的“马拉松”（关注）

　　寻找到乙肝病毒受体的科研团队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李文辉，右三为严欢，后排左五为钟国才。北生所供图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明确要求：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离不开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奋斗。当前，有些基本问题依然困扰着科技界：科学家应该怎样选课题？怎样认识发论文？如何对待失败与成功？我们需要弘扬什么样的创新文化？科研院所改革向何处去？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李文辉团队寻找乙肝病毒受体的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名词解释

　　NTCP：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病毒的功能性受体“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肽”（又称“肝脏胆酸转运蛋白”）的英文缩写。

　　HBV：乙型肝炎病毒。

　　HDV：丁型肝炎病毒，即乙肝卫星病毒。

　　受体：HBV及其卫星病毒HDV必须通过结合肝脏细胞表面受体分子，才能进入到宿主细胞内，实现对人体的感染。因此，找到HBV和HDV的受体，将帮助科学家深入了解乙肝的感染机制，建立更好的体外和动物研究模型，从而研发出有效的新药，制定有效的预防、治疗方法。

　　全球目前仍有超过3.5亿慢性乙肝患者，其中1500万人同时还感染了使病情更严重而且无药可治的乙肝卫星病毒HDV。中国是乙肝大国，约有1.2亿人携带乙肝病毒，慢性乙肝病人有3000万左右，每年约35万人死于慢性乙肝相关疾病。全球每年仍有近百万人死于乙肝和相关疾病，并伴随有相近数量的新报告病例。

　　一

　　同领域竞争对手说：“我曾以为我们能够第一个发表这项研究成果，但是事实上你们赢得了这场赛跑。我们对此并不嫉妒，而是衷心地祝贺——我们都将受益于此，尤其是那些患者。”

　　前不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在国际肝病学术界引发轰动。

　　“这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了NTCP是HBV和HDV的受体。” 三位国际评审专家如此评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HBV和HDV受体，NTCP的发现是该领域的一项巨大进步，对于病毒性肝炎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国国立输血研究所资深肝炎分子病毒学家卡米尔·苏锐博士评价说：“你们的研究成果是HBV研究领域里非常重要的突破，它解决了一个多年来困扰我们大家的难题。”　　

　　这篇题为《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肽是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病毒功能性受体》的文章，在11月13日的《eLife》杂志上在线发表。这是一个被国际科学同仁看好的新杂志，由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德国马普学会和英国Wellcome Trust基金会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创办。

　　HBV感染研究领域的国际专家、德国海德堡大学史蒂芬·伍本教授在第一时间给论文的通讯作者发来电子邮件：“这一突出成果对HBV研究领域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将改变HBV领域内现行的研究模式，将可能帮助乙肝治疗新药的发现而为乙肝病人造福。”

　　他真诚地说：“我曾以为我们能够第一个发表这项研究成果，但是事实上你们赢得了这场赛跑。我们对此并不嫉妒，而是衷心地祝贺——我们都将受益于此，尤其是那些患者。”

　　赢得这场赛跑的领队，是今年41岁的北生所研究员李文辉。他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两位共同第一作者严欢和钟国才，分别只有26岁、29岁。

　　发现NTCP，这支20人的团队花了将近5年时间。

　　二

　　按照研究所的章程，只有5年时间，如果做不出来，实验室就得关门。所长问：“你一定要做这个最难的课题吗？”

　　北生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至今记得2007年10月底，李文辉刚到研究所时他俩的一段谈话——

　　“我可以做点容易的东西，这样的课题很多，也容易发表论文。但我想做HBV受体，这是这个研究领域最难也是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但很可能做不出来。”

　　“我一贯支持大家研究最有难度、最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但也要考虑研究所的章程——5年必须通过国际同行评估。如果5年之内做不出来，你的实验室就得关闭。你一定要做这个最难的课题吗？”

　　“不管那么多了，我就做它了。”

　　李文辉之所以这样毫不犹豫，缘于他早年的一段实习经历。

　　1993年，他在兰州医学院预防医学系上大四，被分到附属医院的传染病科实习。那时传染病科主要的病人就是乙肝患者，李文辉每天上午跟老师查房，病人痛苦而无助的表情深深地刺激着他。更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倡导保护性医疗，老师告诫他们：即使知道肝炎会发展成肝硬化、肝癌，也不能把这个真相告诉患者！

　　一次，李文辉耐不住一位患者的恳求，把真相告诉了她。老师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此，无论是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念硕士，还是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 读博士，李文辉念念不忘当年的情形。他想：中国的乙肝患者这么多，而又缺乏有效的药物，我们应当去面对它、解决它！

　　2001年，李文辉到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从事艾滋病病毒（HIV）研究。2003年初，当他从新闻中得知国内SARS病毒暴发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在实验室主任的支持和带领下，李文辉和在哈佛医学院工作的其他同事，包括妻子隋建华，很快投入到SARS病毒相关的研究中去。经过半年多夜以继日的奋战，他们关于SARS病毒受体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让同行刮目相看。

　　SARS病毒来去匆匆。随后几年，他继续从事HIV等病毒的研究。但在内心深处，他想的还是HBV。2007年秋，已可独立申请课题的李文辉跟爱人商量：“我要回国，研究HBV受体。”

　　“只要你自己考虑清楚了，我支持。”隋建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因为，无论是她还是他，当初出国就是希望能开阔眼界、提高本领，然后回国做点有意义的事。何况她更知道：研究乙肝病毒是丈夫始终的心愿。

　　由于当时隋建华在哈佛医学院还有课题没有完成，李文辉就告别爱人和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一个人回到北京，加盟刚创办两年的北生所，向心中的目标进发。

　　当然，他并不是不知道做HBV受体研究的挑战性。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外的科学家就发现了HBV。40多年来，全球多个知名科研机构的顶尖科学家都在寻找HBV受体，各种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对HBV受体提出过种种猜测。但随后的研究表明，迄今所发现的这些受体分子都不是HBV感染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功能性受体分子。即使是相对容易的丙肝病毒（HCV）的受体，也是由国际上的几个顶尖实验室，花了十几年时间先后有一些突破的。

　　李文辉深知：他虽然做过HIV的相关研究，并曾成功找到SARS受体，但做HBV受体必须从零开始，而且难度极大、风险极高：很可能劳而无功，也有可能被国际同行抢在前头。

　　“只要这个课题有价值、有意义，就不该怕困难和风险。”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