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同步小康的和谐社会环境——贵州不断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新路径

余庆县“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全面优化了农村社会管理，建设“美丽乡村”，造福农村群众。　　

贵阳碧海社区设立卫生服务站，推出“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卫生服务模式。

　　最近一段时间，贵阳市金阳新区碧海社区党委书记崔向前很忙。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了这位党的十八大基层代表从北京参会归来后走访调研、思考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贵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各地各部门深刻认识加强社会管理的极端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风险，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贵州各地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探索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四在农家”建设模式、社区管理的“贵阳经验”、社会风险评估的“铜仁经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余庆经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阳光工程”等一批成效明显的社会管理创新好经验、好做法。

　　随着改革发展进一步深入，贵州与全国一样，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也必将相应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如何按照十八大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深化、升华已有经验，通过进一步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力度，努力形成全体人民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创造良好社会环境，贵州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在思考！在行动！

　　优化农村社会管理：点燃农民追求美好生活激情

　　如今，在贵州高原，从大娄山麓到乌蒙腹地，从赤水河畔到南北盘江，一个发端自遵义的“四在农家”农村文明创建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富在农家增收入，学在农家长智慧，乐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这四句关于活动内涵的描述，早已不再是纸上蓝图，而是贵州干部群众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实践的生动写照，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触动了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兴奋点，点燃了农民追求小康生活的激情。“富”是基础，“学”是条件，“乐”是动力，“美”是目标，看得见、摸得着，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得到了农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

　　“富在农家增收入”，就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开发资源，培育产业，开发农村先进生产力，让老百姓富起来，夯实物质文明基础；“学在农家长智慧”，就是发展农村先进文化，培育学习型农村、学习型农民，增长农民智慧和致富本领；“乐在农家爽精神”，就是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激发农民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让农民做创造文明、享受文明的主人。“美在农家展新貌”，就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讲文明树新风，引导农民追求心灵美和环境美，建设殷实、和谐、文明的新农村。

　　“四在农家”活动以农民增收得实惠为根本，以“四有五通三改三建”(即：有一条致富的路子、有一幢适用整洁的住房、有一门实用技术、有一套家具；通水、通硬化路、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改灶、改厕、改环境；建图书阅览室、建文体场所、建村务公开栏)为抓手，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自2001年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以来，遵义市引导广大农民培育文明风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了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步伐，全市涌现出茶叶、药业、竹业、水果、辣椒等数十个专业镇和数百个专业村，近千个乡村旅游点，创建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高于全市水平400元以上。通过创建，建立了农家书屋、卫生室、便民商店及活动场所等配套设施，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实现城乡同网，村庄公共服务功能基本实现与城镇趋同。到2011年底，全市已有400多万农民受益。

　　2006年，湄潭县田家沟开始了“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在政府协助下，村民们先后修通水泥公路，开通班车，完成了以“白灰墙、小青瓦、雕花窗、红柱子”为特色的黔北民居新(改)建工程，改造庭院环境，建起了图书室、垃圾收集站、农业灌溉提水站等设施，修建了篮球场、农民文化广场、卫生室等。同时，政府大力扶持的茶产业和乡村旅游业，村民买起了40多辆摩托车及小汽车。村民经常组织车队自驾游，充分享受着农村改革发展的甜美果实。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全面优化了农村社会管理，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遵义到处呈现出一派富足文明、和谐欢乐的新农村图景。田家沟人感觉他们“天天在过年”，深情编写了花灯戏《十谢共产党》，在当地广为传唱。

　　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以“四在农家”创建活动统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四在农家”创建活动示范标准，以“黔中经济区”为中心，以高速公路、主要交通干线沿线村寨、旅游景区、景点周边村寨为重点，推动示范带、示范区、示范片建设，以点带面开展创建活动。

　　截至当年底，全省“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已建成15565个点，覆盖全省6028个行政村，1076万余名群众受益。力争到2015年“四在农家”创建工作覆盖全省80%以上行政村，到2020年实现创建工作全覆盖。

　　10余年“四在农家”的坚守。贵州省委书记、省长赵克志同志说：“实践证明，在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的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普遍增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农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这句十八大报告中简练的话语，贵州视其为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根本，始终问政于民求发展之道，问策于民求创新之路。借鉴、推广“四在农家”经验，贵州在农村社会管理中还有其它许多好的探索、创新。贵州决定，要在全省进一步全面推广“四在农家”模式，统一打造“四在农家”品牌，大力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造福农村群众。

　　“天地交，而后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后能成和同之治。”有专家认为，“四在农家”的本质在于以民为本，引导广大群众创造文明、发展文明、分享文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要点燃群众参与建设美好生活的激情，真正调动其参与、支持社会管理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正是贵州“四在农家”深层次的启示意义所在。

　　探索城市新型社区管理：推进自治寓管理于服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贵州各地寓服务于管理，探索加强城市基层管理的新路子，涌现了“网格化”治理“大方实践”、服务型社区建设“红花岗模式”等一批典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基层管理“贵州现象”。特别是社区管理的“贵阳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贵阳市针对当前城市基层基础工作薄弱，街道办事处“机关化”和居委会“行政化”倾向，积极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机制，推进以“精简层级、夯实社区”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撤销了街道办事处，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变过去“市—区—办(事处)—社区”四级管理模式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模式，实行将新型社区的机构纳入事业单位序列、工作人员纳入正式编制、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办公和服务场所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四纳入”，有效推动了城市管理扁平化和基层自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培育了碧海社区等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典型。

　　“变四级管理模式为三级管理模式，就是要千方百计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周到的服务，增强社区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决不能让政府变成‘衙门’，把党和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贵阳市有关负责人说。

　　在改革试点区域，贵阳市还创新了社区设置模式，实行“一社多居”。即以地域面积和服务半径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人口数量、治安管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因素，重新划定社区服务范围，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一般设置3至4个居委会。

　　“社区服务中心开设有10多个服务窗口，提供社会保障、民政、职业介绍、邮政快递、旅游票务等服务。以前办个证，没个十天半月办不下来。现在只需跑趟把路就可以了。”在小河区黔江社区服务中心内，刚办完事情的张阿姨一脸笑意地说。

　　为还原社区和居委会职能，贵阳市探索推行了“居政分离”机制，新建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不再承担经济工作职责，“轻装上阵”统筹区域内党务政务工作，同时将行政职能从原社区居委会“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去行政化”回归自治，让居委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办理公益服务事业等自治活动，依法组织居民群众对社区建设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和监督。

　　党的十八大代表、金阳新区碧海社区党委书记崔向前说：“改革后，居委会工作人员采取的是自愿服务，实行弹性工作制，政府不再按人头发放补贴。政府需要居委会协助完成工作，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兑现工作经费，实现‘费随事转’、‘养事不养人’。”

　　创新才有生命力，创新永无止境。这句话体现在贵州许多地方的城市基层管理中。2011年以来，六盘水市钟山区积极开展社区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树形象”活动，促使生活在社区中的党员由“隐到显”亮出身份，带头为群众排忧解难，唤醒了党员“八小时外”的党性宗旨意识和先锋模范意识，营造出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

　　毕节市大方县整合社区服务管理资源，构建区域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一体化、统筹信息化的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运行模式。按照“划小社区、划多阵地、划短距离、划清底数、划全功能、划明责任、划活资源、划实考核”的要求，以300至500户为网格单元，结合人口状况、地理位置、楼院布局、便于服务等因素将社区(村)科学合理划分为若干网格。

　　大方每个社区的网格工作人员在10人左右，由乡(镇)社区(村)干部、低保协查员、劳动保障协管员、禁毒社工、志愿者等人员组成，统一管理、统一考核、统一奖惩。这打破了过去工作人员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工作效率低下、基层基础薄弱等问题，实现小纠纷不出网格，大纠纷不出社区，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根据贵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的部署，贵州将进一步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律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

　　化解转型期重大矛盾：建立健全风险预防调处机制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中揭示，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极易遭遇社会转型拐点。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加快，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往往引发矛盾纠纷。

　　如何从源头治理，减少和预防社会矛盾与现代性风险？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这一机制的提出，贵州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铜仁市决策者意识到，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生欠账较多，在发展中积累和暴露的矛盾、问题处理稍有不慎，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冲击。

　　经认真研究，铜仁市决定把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超前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手段，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或实施重大项目前，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地评估、论证决策或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并将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铜仁市大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川硐教育园区建设涉及7个村2365户的征地拆迁。经有关部门排查，筛选出可能导致农民失地生计无着、拆迁安置不顺、项目资金链断裂、干部能力不足等6大风险点，最终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并纳入项目审查。审查认为，园区建设虽存在上述风险，但只要防范措施考虑周全，完全可防可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予立项。

　　据统计，“两区建设”共排查出1400多起各类矛盾隐患，通过分门别类逐一落实、化解，仅用1个月，涉及的征地拆迁平稳完成，实现了零纠纷、零上访。

　　根据“两区建设”经验，铜仁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对没有风险评估的重大项目，坚决不予申报；对没有将风险评估结论纳入项目审查的，坚决不予立项；对没有超前考虑群众切身利益、落实防范化解措施的，坚决不予实施，以此改变维稳工作“马后炮”的尴尬。

　　数据表明，自2009年以来，铜仁市共对1300多个重大事项进行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不实施3个、暂缓实施9个、分步实施56个项目；群众来市、上省、进京上访批次和人次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全市县级评估了135个较大型建设项目，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今年上半年，共评估了11个重大项目、4个政策制定、3个重大案件审理，未出现一起因决策失误引发不稳定情况。

　　在近3年的全省群众安全感测评中，铜仁市均排前两名，去年，全市8个区县群众安全感达90%以上。

　　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对于一些信访积案，贵州还建立省级领导干部“包案督访”新机制，每个省委常委都要“包案督访”一个市(州)，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带案下访、约谈会访、现场办访、上门问访、明察暗访、抽查督访”，集中化解一批信访突出问题。各级政府从解决信访积案入手，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接访，一包到底、狠抓解决，真正让老百姓有地方说话，说了有人接待，接待了能够迅速解决。

　　地处黔北南陲的遵义市余庆县也曾是“政策一出台、问题跟着来”。近年，余庆开始探索基层矛盾化解路径，健全完善“多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大力推广“一线工作法”的“四不原则”，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余庆县在69个村(居)设立了“群众说事点”，专人负责与民说事，1779个村民组长受聘为群众工作信息员负责调解纠纷。老专家、老教师、老干部、老军人、老模范都被发动起来，进村入户，听民意，解民忧。有了“说事点”，有了德高望重的“裁判”，不少矛盾纠纷就迎刃而解了。

　　余庆县还在各乡镇建立“乡镇综治工作中心”，打破人民调解由司法行政部门唱“独角戏”的体制局限，集民情采集、矛盾化解、社会管理、治安防范、法制教育、应急处置、平安建设等功能于一体，使全县矛盾纠纷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每年调处的有85%以上的矛盾都在村、组一级得到有效化解。

　　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也同时在余庆建立，以切实为群众解决方方面面的实际困难，逐步消除矛盾纠纷产生的土壤，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2011年7月，余庆县挂牌成立“县委群众工作部”，把为民办实事与化解信访矛盾有机统一起来，把改善群众生活与构建和谐社会有机协调起来，整合各个部门、各种资源，聘请心理顾问，建立“专家”库，并在县电视台开设调解栏目等。

　　今年，余庆这个移民大县信访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3.5%，四级群众工作网络调解成功率达98.4%，上访率下降33%。群众的幸福指数位于全省前列，在全省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群众满意度民意调查中，连续三年综合排名位居第一，其中23项民调指标中有新农村建设、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党群干群关系等13项指标居全省第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贵州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指出，余庆县的做法，是党的群众思想、群众路线在具体工作中的生动实践。

　　目前，贵州上下正积极总结、推广铜仁、余庆的经验，全面建立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在乡镇建立综治工作中心，在92%的村(社区)建立综治工作站，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破解特殊群体“关爱困局”：坚持社会联动标本兼治

　　没有特殊人群的安定，社会整体和谐也无从谈起。对于吸毒人员等特殊人群，贵州积极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家出资、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矫正及回归帮扶机制，让其在就业劳动中找回失去的自我。

　　“阳光工程”以“就业安置”为核心，以“阳光企业”为载体，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就业安置、融入社会”四位一体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新模式，通过集中与分散安置等多种途径，最大限度地安置戒毒康复人员就业，提高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能力。

　　为了安置吸毒人员，清镇市禁毒部门多次与周边厂矿企业联系，寻找就业岗位。青年企业家黄斐得知消息后，欣然同政府联手创办“阳光家园”。“阳光家园”，是一个半封闭的电子元件、服装厂，专门为社区特殊群体提供就业岗位。月工资930至2000元，缴纳“五金”，免费午餐，统一乘车上下班。休息时可以打台球、乒乓球、下象棋。

　　曾经毒魔缠身的文文幸运地成为第一批员工中的一员。已入园一年半的她现在是生产管理小组组长，刚刚当上母亲，丈夫同在“阳光家园”工作。文文说：“以前，被人瞧不起，很自卑，像做贼。现在生活充满阳光，重新找回了信心。”

　　截至目前，仅贵阳市就利用和引导社会力量帮扶，先后建成在云岩区、南明区、清镇市等建成“阳光工程”就业安置基地15个。全省在“阳光企业”集中安置的戒毒康复人员复吸率不超过2%。

　　“阳光工程”破解吸毒人员戒断巩固难、管理控制难、融入社会难的问题，不仅已在全国推广，而且引起了国际关注。“2012中国禁毒报告”五次提及“阳光工程”，肯定“阳光工程”让戒毒康复人员找回自信，融入社会。清华大学教授于安深有感触地说，“阳光工程”实现了对传统行政禁毒政策的重大超越，为实现戒毒目标开辟了新的政策途径。

　　“根据十八大精神，‘阳光工程’下一步将重点扩大‘阳光企业’建设规模和就业安置规模”。到今年底，贵州计划再建立一批戒毒康复人员就业集中安置点，将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阳光企业”，实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全覆盖”的目标。

　　对于如何帮助新时期农村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贵州省习水县组织实施的“关爱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关爱空巢老人”(“三关”工程)以其实效，成为一个亮点。

　　针对外出农民工合法权益易受侵害，自身维权能力弱等特点，习水县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就业信息，设立维权基金，开通维权热线电话，探索建立农民工维权联动机制。为有效弥补家庭和社会教育的不足，对留守儿童实行“代理家长”制，每个干部职工(含教师)结对4名以上的留守儿童，担任“代理家长”。实行干部与空巢老人开展结队帮扶措施，解决空巢老人生活困难，积极组建老年人互助组织，优先为困难空巢老人解决低保，开通空巢老人生病就医绿色通道。

　　不断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新路径，和谐贵州的构建折射出可喜前景。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贵州将努力加快形成党委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将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