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至诚天道”到“保合太和”

　　十八大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要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以儒家为主干，以佛、道为辅助，曾为保持民族凝聚力作出深远贡献，并内化成为百姓日用之道。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借鉴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使之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而借鉴传统文化以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步骤，是要将传统文化作为整体，让核心价值观在这个视野的观照之下，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本文即从个人、社会、国家三层面提出借鉴传统文化以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方案，望能引发更多讨论。

　　个人层面：“至诚天道”与“礼乐之教”

　　在个人层面上，“诚信”、“友善”、“敬业”、“爱国”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四者之中，“诚信”要更为基础一些。所谓“诚信”，是“诚”与“信”的结合，字面意思是诚实守信。在儒家看来，“诚”是一个最高的概念。《中庸》指出，“诚”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据，是生生不息、真实无妄的“天之道”。天道至公、真实，所以天道是至诚的。另外，“诚”作为天之道，也是人的性命之源。换言之，人性是至诚无息的天道的赋命与体现，也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正是因为天道的流行是至诚、至善、无妄的，所以人性也是纯粹至善的。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另外，先秦儒家以至宋明理学多认为，流行不息的至诚天道，赋予并确立出了人性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德性，这就是所谓五常之德。在这其中，“信”是五常之德的一种德性，其作用在于保有和持守至诚天道所赋予给人的至善德性，并让这德性充分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切实持守德性，并让德性推行到生活和社会事务中的人，才称得上“信人”，才称得上尽了“人道”。因此可以说，诚是天道，信是人道。天人合一，诚信一致。这是传统文化对于诚信的深刻论述，同时也揭示出诚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不能诚实守信，就表示缺乏人道。

　　其次，“诚信”是“友善”和“敬业”的基础。具体地说，诚信就是要持守和推行至善的德性，而德性的推行，必然会带来“爱”与“敬”。因为人的德性作为五常之德，其天然地具备仁与义。诚信就是要让仁义推行出来。仁的推行，体现为关爱别人，与人友善，爱护天地万物，美善风俗社群，这就是“仁者爱人”。义的推行，体现为敬业乐群，专注事业，热爱自身岗位，敬重单位同事。总之，正因为人的德性中具有仁与义，所以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友善爱人、敬业乐群，这正如朱熹所说的“仁主于爱”、“义主于敬”。

　　实际上，友善与敬业相当于“礼乐之教”。友善是乐，敬业是礼，礼乐是从爱敬中生长出来的，爱敬是礼乐的基础。《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朱熹也说：“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同时，礼与乐、敬业与友善虽然各有侧重，但两者应是相互配合的。礼乐的互动，能够成就人道，敦风美俗，所以《乐记》接着说：“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当然，推行礼乐之教，达致友善敬业，则必须以诚信为本。因为只有保有和持守至诚天道所赋予的德性，才会自然地让仁义推行出来，才会自然地与人友善、敬业乐群。

　　最后，每位公民如能做到诚信、友善、敬业，那么他必定会生起“爱国”之心，因为与人友善，爱岗敬业，就天然地会生出爱护自己单位、社区、国家、民族的情怀和心意。秉持着这份情怀和心意，每位公民就会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共建家园，共御外侮。爱国的价值观在传统经典中屡见不鲜，体现出民族品格，值得发扬，如《周易》的“吉凶与民同患”，《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仁民爱物”，《论语》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等，都揭示出人们持守至善德性，从而能够推己及人、体恤民情、护爱家邦的情怀。

　　社会层面：“中正之道”与“天人合一”

　　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出人民群众和现代社会的诉求和心声，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要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方向。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有滋润和促进意义。

　　首先，传统文化对“公正”、“平等”有着独特的揭示。儒家认为，公正、平等就是诚信在社会层面上的具体化。一个人能做到诚信，他就能持守着天道所赋予的至善德性，这使他在社会上也能够力求保持公正、善美，而反对偏私、丑恶。换言之，善美的德性中，已经内蕴了对于公正的诉求。先秦经典蕴含着大量“公正”的思想。《周易》经常有“中”、“正”之说，指出人们应持守“中正之道”。关于中与正的关系，宋代程颐研究指出：“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这是说，正的基础是中，中是正的源泉。这里的“中”也就是至诚天道。因此，持续地保有和持守至诚天道的诚信之人，他在社会上就能够兼顾公平，体现公心。除《周易》外，《论语》也富含关于公正的论说。《论语》引孔子的话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朱熹解释说：“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仁者就是诚信之人，诚信之人则能够持守平允，摒弃偏私，弘扬公正。同时，一旦人们通过诚信培育出公正、公心，他们待人待事，就能够不偏不倚，平等均衡。当然，“平等”在这里并不是绝对的划一和齐同，儒家主张要在财富、教育普及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个人的才德差别而作出公正决断和合理分配。

　　另外，从传统文化来看，“自由”也需要“诚信”的保证才能确立。诚信之人能够让天道至诚从各个方面开放并体现出来，从而让天地间的人与物各得其所，让人们在德性的导引和浸润下各安其分，达致真实的公正、平等、自由，这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的主要特色在于“天人合一”，也即天道与人道的互动相通。换言之，至诚天道让人们具有善美的德性，人们如果能各自保有、推扩自己的德性，那么就不但能够获得自我的安顿，而且这个自我安顿的过程就是与至诚天道自如相通的过程。《中庸》就指出，至诚之人能够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并最终“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达致人我不隔、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

　　最后，将公正、平等、自由凝聚起来，就成为“法治”。法治的落实，就在于法制、法律体现出公正、平等、自由的导向。传统文化虽然特别强调德治，但也并非没有法治的思想。孟子就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说德治与法治缺一不可。荀子较之孟子更为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并指出通过“法治”补充“礼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总之，在社会层面上，应该让德治与法治得到双向互动，从而既能固本培元，又有制度保证。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培育法治的启示。不过，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德治”的引导，而相对忽略“法治”的落实，这需要作出批判与转化。

　　国家层面：“文明以止”与“保合太和”

　　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借鉴。先以“文明”为例。“文明”一词出自《周易》，指的是文采光明。同时，“文明”与“人文”、“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周易·贲卦》中有“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话，意思是说，贲卦由在下的离卦和在上的艮卦组成，离卦体现出德性的灵明照察功能，艮卦体现出各得其所的安顿之意。因此，“文明以止”就是要通过心智与德性的灵明，让万事万物、人类社会得到恰当的安顿，这是传统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文明的实现是需要德性的明照作为基础的，而德性则需要诚信推行出来。

　　先秦经典对于“和谐”也有所揭示。举相通的两句话为例，《周易·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说天道至诚的确立，是至善德性的源泉，人们如果通过诚信持续地保有至善德性，并让此德性深厚地培育和扩充开来，并达到极致，就成为“保合太和”的境界，也即全面丰富的和谐、通畅、顺利。

　　其次，有了文明、和谐作为保证，那么民主和富强也就自然地生长出来了。民主、富强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是中国人民摆脱屈辱的保证。同时，在当今背景下，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借鉴传统文化以赋予民主和富强新的涵义，体现出中国特色、民族风范。先秦经典如《论语》特别强调德治、发展、富强诸多方面的统一，指出良好的国家政治需要“庶”（民众）、“富”（民生）、“教”（教育）三者的综合作用，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并指出在此过程中民众需要德性、教育、诚信的引导。而《礼记·大学》则强调持守诚信、保育德性对于实现民主、富强的关键性意义，指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总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富强观与民主观，其特色在于主张民生与德治的统一，诚信与富民的融通，这对于化解当今价值失序与道德信念的危机，具有促进意义。

　　综上，通过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国家、社会、个人三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被视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诚信”是源泉、基础，“和谐”则是境界、效验。至于其中更为丰富的涵义，尚有待我们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刘乐恒 郭齐勇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