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75分线”忽略了什么？

　　在日前进行的广东省政协分组讨论中，省政协委员、广州大学教授杨木壮建议高考将375分设为“最低录取线”，低于375分不录取。网友对此赞弹不一。（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为何要为高考设“最低录取线”，杨木壮给出了几点理由，包括低分考生不适合读书，不是说素质低，而是更适合干其他工作；低分考生往往只能上质量不怎么高收费却高的学校，给家庭造成太大负担；低分考生大学毕业后，往往没有技能，难以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很多这种情况的学生容易“眼高手低”，从农村跑到城市，不利于社会稳定。

　　平心而论，尽管不知道这个375分是如何推导出来的，但杨委员的建议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问题是，这种观点仅仅考虑了学生上大学背后的智力因素、经济条件、就业现状，却唯独忽略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上大学首先是一个人的权利问题。

　　至于说，同组委员林伦伦的那番“期望值论”——现在很多农村孩子到广州来“混”一两年就不肯再回去。而如果他在当地读职业教育大专、中专，在县和镇上工作，期望就不那么高——我觉得更是荒诞透顶。农村孩子之所以向往大城市，并非因为见了“世面”期望值被抬高，而在于大城市在现实中有着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创造更好生活的可能。

　　因此，相比无谓地讨论是否每个人都适合读大学，个人以为，更有价值的议题或许是，怎样更均衡地分配我们的教育资源，使大学的录取更公平？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对于某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村娃来说，成绩差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适合读书”，而一定程度上与从小受教育的质量与城市相距明显相关，在素质教育日益受重视的今天，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最低录取线”还是“不适合说”、“期望值论”，体现的都是一种功利的教育观，但诚如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所言，教育的目的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要是我们能从这层意义上看待问题，“高考375分线不录取”或有现实考虑，但出发点完全需要纠正。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