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现代化视角下的群众工作

汤绪

　　十八大报告对人与自然的关注是新型现代化理念的核心与关键。关注自然就是关注人，就是关注群众。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急速转型期。社会转型的变更性、矛盾性与瞬时性，使人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过渡性特征”。人们在社会心态上需要经历由于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和价值调整，以适应以变化和发展为特征的现代生活。

　　首先，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布局的调整带来城市群众诉求新变化。人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环境、心理和人居健康与安全问题越发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过度密集的人居环境不仅带来了人居质量的下降，还会导致人的心理失调、邻里矛盾以及不够健康、不够低碳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城市生活配套设施与政策难以跟上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现阶段的城市住房导向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不符，市场化过度，为城市人群提供基本适用房和公租房的“计划加市场”政策力度不够，等等。因而，做群众工作需要从科学的政策高度去关注现代“城市病”。

　　其次，乡村能力滞后展示了农村现代化的困境。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取决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当前，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出现新变化。一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与生存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宅基地和农业生态修复等在内的农村土地调整迫使农民的文化生存环境和农作方式发生变化，城市化扩张和经济布局调整又导致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居环境转移，现代农业的人力支撑令人担忧。二是农村现代化进程未能有效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如“小康房”建设中农民的尴尬反映出农村现代化的部分异化。三是农村城镇化需要有效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包括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等政策的坚持，包括同工同酬的就业政策、子女教育（如异地高考问题）政策、农村养老政策、文化转型教育政策等的完善。四是观念差异仍是阻碍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农民受教育水平亟待提高。五是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新途径尚需探索。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对乡村能力持续滞后失去耐心又会导致农民民怨的滋生，做群众工作绝不能忽视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众的新心态、新问题。

　　再次，“风险社会”使群众工作面临新挑战。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把风险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现代性的风险根源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活动不完备导致的产物。分析表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更具有脆弱性。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抗逆性（Resil-ience）主要是与各种灾害、社会突发事件及其风险相关的社会学问题，并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相关联。工具理性泛化导致科学技术的乱用也是出现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如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出现）。此外，市场驱动下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诱发了人们的物质欲、占有欲——如贪污腐化、侵权行为、商家坑蒙拐骗、恶性竞争、诚信低下等的发生——也是社会风险的来源。再有，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人民辛苦积累的财富损失的风险加大。因此，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频繁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等社会风险，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风险也是新时期群众诉求的一个方面。

　　最后，转型期呈现出的社会焦虑现象，是新时期群众工作必须重视的新课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精神层面的整体建设上仍处于“装修阶段”，焦虑心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伴随着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陈述自己的种种不满和不公正待遇。公众的利益诉求数量大幅度增多，表达渠道不畅的状况亦日益突出，非法的、过激的诉求行为方式有明显增多的势头。直接针对各级政府的诉求转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焦虑心态驱使下，一些人急于寻找寄托以解决内心的精神缺失。不正视群众的现实精神需求，物质再丰富，也很难根本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因此，关注群众的精神生活，鼓励并引导群众的精神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是当前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制度化亟需解决的问题。

　　以上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从新型现代化的视角去思考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从而寻找有针对性的举措、办法与机制。这意味着，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做好人的工作，关心群众就要关心具体、生动、个体化的人，关心自然、生态也是关心人。

　　（作者系上海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汤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