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2013年3月7日(星期四)上午9:00，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场记者会，邀请政协委员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李毅中、杜鹰、贾治邦就“推动科学发展”的相关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本次记者会的主持人是邬旦生，政协大会秘书处新闻组副组长，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邬旦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推进科学发展”。今天我们邀请了六位引人瞩目的全国政协委员与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本次记者会的委员嘉宾。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本次记者会的委员嘉宾。第一位，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第二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第三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先生；第四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先生；第五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先生；第六位，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贾治邦先生。本场记者会安排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请各位记者提问前先通报你所服务的媒体名称。为了让更多的媒体有机会提问，请每家媒体的记者提问的时候最好提一个问题。下面请记者提问。
经济日报社和中国经济网记者：各位委员上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提给李毅中委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布局，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说明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能结构不合理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体现，请问李委员，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的现状您是如何看待的？另外，在多年积累下来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您觉得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还有，作为一个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实行产业的转型升级等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李毅中：谢谢你的提问。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这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比如钢铁，粗钢产量7亿吨，能力10亿吨，还在建设。比如有色金属的铝开工率74%，比如水泥到26亿吨了，开工率也就是73%左右，同时还有在新建的水泥厂。另外还有其它几个行业，像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甚至风电设备、光伏电池、多晶硅等等这些行业都是严重过剩的。业界有个评论，一般的开工率、利用率75%以下为严重过剩，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都不足75%，特别像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电池开工率57%，多晶硅是35%。而且过剩的能力都是落后的需要淘汰的能力，造成这样的状况带来很多的危害，首先是效益不好，市场没有那么大的容量，靠贷款来建设可能会带来资金的风险。企业的停产歇业以至于关闭还会造成社会稳定问题，有潜伏的危机。因此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记得中央经济工作会上，近平总书记指出，淘汰落后能力，化解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应该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工作。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些行业产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投资建设都低水平的重复。有些企业决策程序、对于行业的把握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出现盲目投资的问题，信息也出现扭曲和误导。牵扯到政府方面的工作，有不少地方高度重视GDP的增长，因此在发展上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政府部门在宏观调控上怎么来淘汰落后，怎么来防止“两高”产业的过分扩张，这方面的力度也不够，措施还不够得力。
如何化解这个问题，那就要根据市场的状况，分行业去认真研究，然后采取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办法。首先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化解部分能力的过剩，比如钢铁能力过剩，我举个例子，做建筑也好、做桥梁也好，可以做混凝土，也可以做钢结构，但各有缺点。在同等条件下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钢结构，把钢材质量提升一些。再比如说我们的铝过剩，但是高铁、动车组的技术、装备都是很有实力的，除了国内发展以外，出口，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向我们国家订货，用一部分。坚决加快淘汰落后的进度，现在的落后产能占15%-20%，这方面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得到行业和地方的支持。对那些确实有市场、有基础的、有希望的，要通过技术改造来提升它的经济技术指标和提高质量。通过重组兼并形成新的能力。产业转移，从国内来讲，可以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国际上，我们可以走出去发挥我们的优势，用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来化解这部分的矛盾。最后要讲的是最根本的对存量化解，千万不要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一定要把源头把住，就是要提高这些行业的门槛，节能环保、质量安全、自动化水平等等各方面，无论是用市场化的办法，还是行政审批备案，这些方面都要加大力度，用各种手段来限制那些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我想再经过一段努力，这种状况可能会缓解，但是目前看来实现这样的目标难度还是很大。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想提给厉以宁委员，我们知道目前国际经济的复苏形势还不明朗，我们国家经济还是承担着下行的压力，同时一些主要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又让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物价还是有上涨的压力，这一冷一热之间，有人说中国经济很纠结，请问厉老您如何看待2013年的中国经济，您觉得纠结吗，您觉得最大的风险在哪？大家都在说改革，改革是千头万绪，您觉得改革最先从哪突破？
厉以宁：第一个问题，2013年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是在稳中有进的，因为现在首先认识到7%左右到8%已经进入了常态，因为今后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像过去双位数，所以能够完成今年的7.5-8%的增长率。物价上涨压力也在，现在得有个前提，假定今年没有大的国际上的政治问题，而且天气也比较正常，所以物价可以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假定这两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石油价格因为国际的政治动荡而上去了，天气不好粮食价格上去了，对中国都会有影响。所以讲3.5%的通货膨胀率还是要争取在国际上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天气还一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
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金融风险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投资的拉动，现在就结合了城镇化，城镇化的资金从哪里来？地方的筹集，包括用它的债务平台。假定投资又出现了过剩、产能过剩，刚才李毅中委员已经谈了。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增长要有效率，假定增长没有效率，金融大量的发放以后，债款怎么还，地方的压力增大了，这个是我们要预防的一个风险。所以，城镇化不要走过去的老路，一谈到城镇化，全国一片一窝蜂而起，大量花钱，要盖得漂亮，这些都会促成金融方面危机的发生，一个银行倒闭了就一连串的倒闭，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资金链就断了，相互就欠债了，这个要预防。我相信今年新一届政府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仍然是稳中求进。谢谢你。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记者：我的提问是给贾委员，温总理政府报告中提到，“用切实的手段解决人民关注的关于水、雾霾、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您作为政协的人资环委副主任，您怎么评价这个事，您觉得政府应该用哪些实际行动来让人民不再失望，谢谢。
贾治邦：谢谢你的提问，我觉得总理讲得非常好，体现了十八大精神，也回应了人民的意愿。当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抓住关键和薄弱环节，抓好一切工作的落实问题，使它尽快见到成效。我以为应该抓好这么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抓好工业战线上的直接减排，重点要抓到工业、交通、建筑和公共机构领域的节能减排，要严格控制煤炭的消费总量，积极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切实降低能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要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推广使用先进的脱硫脱硝设备，降低工业的烟尘和粉尘的排放。要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形成的产能，尽快淘汰“两高”的落后产能。要积极加快淘汰黄标车，推广使用电力和天然气的清洁能源，也要科学使用农药，积极提倡有机农药。严格控制土地、林地、湖泊、大江大河的污染。我想，这些措施如果落实了就会见到一定的效果。
第二个工作，要落实抓好间接减排，除了抓好国务院的直接减排以外，还要抓好生态建设的间接减排。大家都知道，比如森林有吸收二氧化碳、吸附风尘、防沙固沙、减少臭氧等等的生态功能，实际上又有突出淡水和净化水质的功能。当前在生态建设方面也要抓好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加大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力度，切实保护好四个生态系统和一个多样性，四个生态系统分别是：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它们都是自然生态系统。在这四个生态系统里蕴含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二是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继续实施好、推动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比如说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石漠化治理、大江大河湖泊的整治等项生态重点建设工程。
第三个工作，完善制度，健全法规。目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是比较滞后的，有的也是碎片化的，所以要加快立法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监管的力度，要查处和打击违规违法的行为，促进工业尽快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同时这些立法法律都要从根本上解决好，现在是守法的成本高，违法的成本低的问题。
第四个工作，要通过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个工作是全社会的责任，有政府的、有企业的，也有我们公民自己的。比如说公民，我们既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责任者，有的地方我们还是制造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树立这么三个理念，一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二是绿色GDP也是政绩的理念；三是要护绿爱绿的理念，使城市每个人都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真正成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实践者、保护者和监督者。我想这四个工作能落实到位，我们就能实现总理提出的这个战略部署和要求。谢谢。
外国记者：请问陈锡文主任，中国是不是允许进口转基因的食品，要是中国不允许进口的话，中国用什么办法来养越来越多的人口？
陈锡文：我想你非常清楚中国最近这些年来一直在进口转基因的农产品，中国也是世界上种植转基因农产品规模比较大的国家，但大主要是大在棉花上，主要不在食品上。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大豆上，去年我们进口了5838万吨的大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大豆，它主要来自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豆最主要是两个用途，一是榨油，就是我们吃的大豆油和调和油中都有一部分是大豆榨出来的油。榨油之后的饼粕，养殖业中饲料的最重要的蛋白质——植物蛋白的来源。公众非常关心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本身在学界也有非常强的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说它绝对安全或者绝对不安全，所以应当通过实践来证明。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农业发展到现在，我们不知道已经运用了多少种新的农作物品种，每天每年都在诞生新品种，人类社会也在不断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它的安全性。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过谁由于食用了转基因农产品出现了安全问题，这样的事实还没有过。
刚才讲到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主要是两个用途，这里应该跟大家说明，因为转基因物质存在在蛋白质中，它是在细胞核中DNA链条上所分布的转基因物质，所以它本身是蛋白质。我们所食用的脂肪就是植物油或者大豆油，因为它是纯脂肪，所以里面不含有蛋白质物质，也不含有转基因物质。但是作为饲料的饼粕中肯定含有转基因物质，但是它是作为饲料，所以动物使用之后再转变为动物蛋白，供人使用，到现在我刚才说了，没有听说过出现不安全的现象。
就像你刚才讲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一定的转基因的农产品不可避免，我们自身大豆的产量是1300万吨到1400万吨，但是我们需求的数量超过了7000万吨，仅大豆这一项来说以后还必须进口。
新华社记者：这个问题我们想问发改委的杜鹰主任。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区域规划，比如从西部大开发到中部崛起，到海西经济区等等，这些东西大家感觉从东南西北中都有涉及，这时候大家会说大家都有份，就可能造成特区不特的局面，请问杜主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杜鹰：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的差距问题一直涉及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效益和质量的重要问题，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区域发展的差距是扩大的。比如在“八五”时期，西部和东部相比，发展的经济速度要落后五个百分点，这既不低于各地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交换，同时也不利于扩大内需。所以在世纪之交，特别是到了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第一次提出要实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东部率先四大板块为标识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了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确实近些年来国家比较密集地出台了一些区域性的规划和指导文件，目的是使区域发展的指向更加明确，战略格局更加清晰，支持的政策能够更加完善，从实践来看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年中西部加东北三大板块的增速全面超过东部地区，而且到现在连续保持了五年，五年下来，中西部加东北，现在在全国的GDP中比重上升了三个百分点，相应东部的比重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形成了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好的局面。正像十八大报告里讲的，这些年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了，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区域发展的差距还是偏大，比如说西部比东部，2000年的时候，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和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相比差7200块钱，但是到去年差了26000块钱。我们现在人均GDP最低的省份是贵州省，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前年是上海，去年已经是天津了，最低与最高比，贵州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天津人均GDP的19%，所以区域差距还有。党的十八大报告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讲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将来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城乡区域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已经出现的、已经形成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好势头，而且进一步把它发展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要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不单仅仅在中西部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区域之间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使中西部之间的要素能够流动，东部的产业可以向西部转移，西部的劳动力可以到东部去打工。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也才能缩小区域差距。什么叫区域差距？区域差距不是指的GDP总量，指的是人均GDP，只要分子GDP往西边去了，分母人往东边去了，自然差距就会缩小。
第二，在整个区域的开发中特别要注意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把蛋糕做大，然后东部地区才能更有效地支持西部。不能为了使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人为地抑制东部发展速度，那是不对的，还是要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
第三，在经济差距缩小之前应该努力率先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的国民不管是生活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政府都有义务向他提供最基本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第四，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一定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不能再走过去先破坏、后治理这样一条老路，就是刚才贾局长讲的这个道理。我们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部门，将来要把已经出台的这些区域政策跟踪检查，要把它落到实处。同时要在政策指引过程中发现和研究一些新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已经开始成熟，我们这么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为了保持将来区域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应该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着手或者尽快研究起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这样就把区域协调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谢谢。
商务部国际商报记者：我有问题想提问林毅夫林委员，其实刚才厉老也说，判断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今年7-8%，以后将是常态，其实您在以前就作过这个判断，请问您作出国民经济增速是8%以上，并且将至少持续20年是基于什么分析判断出来的？另外，您曾在世界银行工作，您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复苏情况是怎么判断的，今年会不会比去年更好一点，欧美的这些潜在性的不确定风险，比如意大利、美国财务上限，您对他们的风险是如何看待的？谢谢。
林毅夫：很高兴有机会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谈到中国还有保持8%的增长的潜力20年，媒体有很多报道。代表们对在当前的国际跟国内的经济情况之下，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很关心。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比较完整地阐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这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从历史研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十八世纪以前，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慢的，他们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0.05%，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这100年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突然间增加了20倍，人均收入的增长从每年只有0.05%跃升为每年1%，人均收入增长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到70年。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他们经济增长的速度又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长所需要的时间从75年降为35年。
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产生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出现了工业革命。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造成它们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对发达国家来讲，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非常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是驱动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个优势，叫做后发优势。我前面谈到发达国家过去这100年来，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是2%，加上人口增长1个百分点，所以他们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3%。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如果懂得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可以一倍于或者两倍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来发展，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统计资料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每年经济增长达到7个百分点或是更高，维持了25年或是更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变成了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这也就是过去30多年，我们每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9.9%的原因。但是现在往前展望，中国维持这种比较高速的增长到底还有多大潜力呢？那就要看我们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衡量这个后发优势的很好指标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人均收入水平，这就代表这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力，反映的是这个国家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我们现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像美国20%左右，这跟日本在50年代初和美国的差距是一样的，和新加坡在60年代中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是一样的，跟台湾在70年代中跟美国的差距、韩国在70年代中跟美国的差距是一样的。我前面谈到这四个经济体，日本在同样后发优势的情况下，从50年代初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60年代中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台湾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每年8.3%的增长，韩国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每年7.6%的增长，我谈到的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它们也是我前面提到的13个经济体之一。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可以维持而且实际上实现了20年每年7.6%-9.2%的增长，我相信，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我们应该有潜力维持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但如果把这个困难克服了，这个潜力也就可以实现了。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最近半年来日币的贬值情况非常明显，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它这种政策是以邻为壑。最近即将接任日本央行的黑田先生也说，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打击通货紧缩。日本这种政策其实影响到东亚各国。请问厉委员，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对策来应对这种趋势，还有我们最近整体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是不是还会依照欧美的要求持续走向升值？谢谢。
厉以宁：我们已经表过态了，并不赞成有些国家再实行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这是一种转嫁经济危机的办法。但是已经这么做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三个做法：一是要加快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来向外推销。二是要加快国内的结构调整，因为经济质量的充分表现就是结构的优化，如果结构没有优化，我们在国际市场同样是被动的。三是要根据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该进口还是要进口，该在外投资的还可以在外投资，一切不变，因为“走出去”是我们一贯的战略。谢谢。
林毅夫：这个我也可以补充一下。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采取了适量宽松政策，增加货币供给，目的是通过自己国家货币的贬值来增加他们的出口，创造就业，促进增长。但是可能引起的是大量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流动，造成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量投机资金流入以后货币快速升值，而且可能造成国内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给其他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面对这种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策建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反对一个国家对他的基本账户进行干预的，面对这种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也修正了政策，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的短期投机资本流入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是可以采取一些资本管制的措施来避免货币的急剧升值，那就是外币的急剧贬值。同时也可以避免他们国家产生一些房市泡沫和股市泡沫的情形。
财政部中国财经报记者：有问题想问陈锡文委员，目前城镇化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内需增长点所在，但是有人在担心会不会出现“大跃进”式的城镇化，也有人认为一些城市群是在“拉郎配”，请问你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同时有什么办法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谢谢。
陈锡文：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想这几乎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从80年代初期城镇人口不足2亿人，到现在突破了7亿人，这5亿多人城镇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另外，在中央提出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要求下，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的变化、为农业的发展、为农民的富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从以往城镇化过程中，应该说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所以现在城镇化这个词热起来之后，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某种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成就刚才讲了，从以往城镇化过程中就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城镇化中应当认真加以解决。
第一，粗放。城市的规划粗放、建设粗放、管理粗放，导致大量资源能源的损耗。比比皆是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这已经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第二，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现在城镇常住人口虽然已经超过7.1亿人，但是我看了一下，世纪之交2000年的时候，那时城镇总人口是4亿6千万人，12年来增加了2亿5千万的城镇常住人口。这2亿5千万新增城镇人口绝大多数都没有他所在城市的户籍，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进城以后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不少人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年、八年时间或者更长，但是他仍然没有取得城市定居居民的身份，很多必要的公共服务都没有能够享受。所以下一步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认真解决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第三，城市扩张非常快，现在接近有670个城市，还有将近2万个城镇，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增加的倍数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城市的布局，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城镇之间，它们的体系和功能都不够明确，因此造成了很多城市的功能不能互补，城市的面貌千城一面，这些情况都应该引起重视。
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刚才你提的非常重要，失地之后的农民工，我们怎么样保障他们失地之后生活水平反而能有所提高，长远的生计有保障，这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有一个词在中国被讲得很多，叫土地财政，很多城镇的发展对土地财政过于依赖，这就会带来对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某种侵犯。所以我想今后征地制度改革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条。据我们了解，世界各国如果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比较平稳，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把城镇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富裕农民的过程。而如果城镇化过程变成了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过程，这个成就就不能持久，社会也很难安定。谢谢。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西都市报记者：请问李毅中委员，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积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你作为工信部原部长，能请您评价一下推动“两化”融合的现状和前景吗？谢谢。
李毅中：“两化”融合是从十六大提出的概念，那就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现在的提法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十多年以来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优化，在制造业、能源、交通、基础建设方面，另外在经济、社会管理、人民生活各方面信息化已经广泛渗透。
现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存在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广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调研还是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进行示范，还没有推广到全行业，没有推广到所有企业。第二个问题，信息资源比较分散，基本上各自为战，信息孤岛、信息鸿沟的现象比较明显，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整合，出现了一些重复。第三个问题，还处在初级阶段，测评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上升到规范、制度的高度。第四个问题，信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和国际还有一定的差距，大家所熟悉的3G、4G，下一代物联网、通信网，三网融合的推进，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
下一步怎么样用“两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工业化进程，十八大报告里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上，就是要在制造业上，从研发设计、生产流水线、销售、市场反馈全过程要实现信息化，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水平。二是要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现在比较热门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把它不仅应用在一般的搜索、娱乐这样一些浅层次的融合上。而要用在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水平，用在新兴战略型产业的培育发展上。三是要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信息技术已经广泛运用到城市管理、教育、医疗、文化产业上，渗入到人们的家庭生活里，用信息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我这里提供一个数据，据统计，中国人均信息消费大概一年是192美金，但是美国是3400美金，差了17倍，当然我们和美国发展很大的差距。但是至少说信息消费是一个新的增长点。通过“两化”的深度融合，在工业化的历史阶段中重点是工业，但不单是工业，它还要深入到社会、经济各个层面，一直到人民生活，这样“两化”深度融合的效益和成果会越来越显现出来。谢谢。
记者：我想问林毅夫委员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中国可以借后发优势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同时又有言论表示，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就有经济增长回落，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和环境问题，您觉得这些问题中哪个对于中国来说是解决中等收入陷阱不要掉下去最迫切的关键呢？
林毅夫：中等收入陷阱产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在这种状况下又有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就出现你刚才讲的过度城市化的问题。流入到城市以后没有工作，就变成贫民，收入分配就不断扩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要克服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要不断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国家的后发优势，提升他们经济的竞争力，如果竞争力提升了，就业机会多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贫民窟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你前面所讲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同时，进入到城里的人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有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他的工资会上升得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实际上世界上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跟地区是非常少的，从统计资料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跟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更多，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或者石油输出国或钻石生产国。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水平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然后进入到高收入水平，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实际上可以讲大部分国家都陷入到低收入水平或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我想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找到一个让他们的国家能够比较快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道路。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提倡了新结构经济学就想回答这个问题。
厉以宁：我补充一下，哪有什么中等收入阶段才有陷阱，最大的陷阱、最多的陷阱是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在一两千美元就上不去了，高等收入国家就没有陷阱呢？当年希腊突破12000美元的时候，世界银行就庆祝，希腊到2万多美元了，可是现在又下来了。所以在任何阶段都有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刚才讲的，补充几点，社会动乱、社会不和谐、收入差距最大，这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原因。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后，社会进入一个比较和谐的阶段，再加上技术的创新，再加上其它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中国可以度过的。
光明日报、光明网记者：请问贾委员，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再次强调要提倡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样的提法现在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您认为您作为国家林业局的原局长，全国绿化委员会的副主任，您能给我们谈一谈如何来建设美丽中国吗？谢谢。
贾治邦：我觉得美丽中国的概念，我自己认为经济要足够的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又要很大的提高，同时环境和绿色又有了极大的改变。就是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了，生态环境要上去。刚才我讲了一些问题，我觉得现在生态建设最主要的，把林业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的投资力度是很大的，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全国有林地面积将近30亿亩，人工林面积占据10亿亩，居世界第一，森林覆盖率达到23.6%，我们有50%的自然湿地得到了有效保护，我们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成效也非常显著。上世纪末每年沙化面积要扩大3464平方公里，到现在每年缩小1717平方公里，所以这些成绩非常显著。但是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比，生态的差距是最大的差距，生态的短缺也是最大的短缺。所以要达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我就从林业方面讲，还要进一步加快林业的建设和发展。因为林业除了承担着海洋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还承担着我们叫做三个系统，湿地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而这个生态系统，专家把森林比作是地球的肺，湿地比作是地球的肾，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如果这些生态系统建设好、保护好，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就能够健康长寿，我们人类就会在地球这块家园永远繁衍、生息、进步，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美丽的中国，美丽的人类。如果照此这么下去，有的专家说，到2030年、到2050年两个地球才能养活我们现在这么多人。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把它作为五位一体，提出美丽中国的建设，不仅对我们中国，而且对人类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同时我还要讲一点，要看到林业部门以及别的部门，又是生态产品的生产部门，有的专家说，我们种了一片林子，这个林子就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它就能够防风固沙，它能减少噪音，能够保持水土等等，这些都是生态差距，而生态差距又是不易携的，比如森林里的氧气，又不能找个瓶子去卖。这些都是公益性产业，所以要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只有这样，我们人类经济发展了，生态环境才优美了，人才能和地球一样健康长寿，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美丽的中国。谢谢。
人民政协报记者：有一个问题想问杜委员，近期有媒体报道，我国大部分地下水受到了污染，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质量堪忧。我们知道您长期致力于流域水污染的治理，请问您的看法和治理意见。谢谢。
杜鹰：2月中旬我也注意到有网友在媒体上报山东某地一些企业非法向深层排污水，污染了地下水。此事有关部门以及山东省和潍坊市已经派出调查组，还在核查。这里我想讲一下关于整个地下水，特别是涉及到人饮方面的安全问题。
我们国家地下水是用水的一个重要来源，一年大概1100多亿方，占全部用水量的20%左右。其中分布不大一样，南方主要是用径流，北方用地下水更多一点。像北京、河北这一带，恐怕地下水要占到整个工业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总量的50%以上。国土部、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对地下水的保护都是高度重视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也进行了一些普查。总的来看，地下水目前的总体状况是有保障的，特别是涉及到人饮的这部分是有保障的。但是也不排除现在地下水有污染进一步加重的趋势，主要的表现，地下水的污染是从城市周边向农村扩散，从浅层水向深层水扩散，所以对这个趋势我们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下一步关于地下水防污的治理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一个问题，首先对超采的部分要进行限采，现在地下水的超采问题和污染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要对这部分采取限采的措施。再有，要加强监管，现在我们对地下水的整体情况只是知道个大概，但是详细的，通过普查弄清楚具体情况，这个工作还正在做，还做的不够。再有，整个监测、预警、执法这方面的力量还不够强。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又涉及到法律，现在我们有许多涉水的法，水法、水环境污染防治法等等，但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保护地下水的法律，这个问题也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解决。谢谢。
台湾中央通讯社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林毅夫先生，有一个是延续刚刚的货币问题，世界各国在竞相印货币的状况下，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比如说人民币还要继续升值吗？还有你的具体建议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在大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现在追求转型升级跟城镇化的过程，你觉得台湾的企业有哪些优势和发展机遇是可以掌握的？谢谢。
林毅夫：非常好。第一个问题，面对相对不利的国际经济情况，首先来讲，中国本身经济发展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刚才厉以宁老师已经说过。我相信中国在今年或未来几年内，产业有继续升级的空间，城市化还在推进，环境污染要治理，这些都会产生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相对比较好，所以政府还可以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投资，启动需求。民间的储蓄也高，所以不仅政府可以增加投资，民间也可以增加投资。再来，这几年收入水平跟国民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所以消费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再加上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所以，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采取财政上相对积极，但货币上应该是中性，这样有利于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保持比较低的物价水平。
面对国际上货币非常宽松的状况下，人民币应该会继续升值，这要根据中国国内实际生产力水平状况和国际收支的状况做适当的调整。如果中国大陆经济能够保持比较快的增长，我相信对台湾也会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大陆经济跟台湾经济是高度互补的，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快了，就会创造很多台湾产业的市场。这些对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有好处。大陆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台湾企业也可以利用它在技术、资金、管理国际渠道上的优势到大陆来投资，对大陆的经济发展会有好处。大陆经济发展快的，人民收入水平高的，对台湾旅游，台湾产品的需求会增加。我相信，如果大陆跟台湾两个亲戚能够沿着现在ECFA的道路进一步更紧密的结合，大陆经济的发展会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当然，台湾经济的发展也会有利于大陆经济的发展。
邬旦生：本次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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