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面临新突破：为所当为　博鳌模式可借鉴

　　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4月6日再次率团参与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回想五年前同样的场景，萧万长受到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如今他将再次受到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从过去的胡萧会到今日的习萧会，虽然历史意义不尽相同，但两者却似是一个循环，象征着两岸关系大开大阖的五年有望在新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

　　一、 两岸现有局面来之不易 理应倍加珍惜

　　回首历史，人们总容易误以为一切来得是如此的必然，但五年前的大转折，其中的决断处置，其艰难程度事实上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这其中不能忽视的是当年博鳌论坛在其中起的看似普通、实际上却相当关键的作用。

　　2008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马英九当选，两岸关系迎来了转折的契机。但在经历了李登辉执政12年的起伏跌宕，加上陈水扁八年的变化反复之后，两岸官方之间的互信基础早已荡然无存。虽然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大陆后两党建立了国共论坛这一交流平台，但双方今后交流的基调如何确定，却远非当时国共论坛这一层级所能做得到，更何况论坛要到当年的7、8月才举办，对将在5月就要就任的马英九当局来说，也显得缓不济急。更何况马英九在竞选时即已承诺要在7月初即实现两岸人员互访，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两岸迫切需要尽快在适当场合，通过适当渠道实现对话，确立交流的基调，从而为两岸两会复谈开启大门。而博鳌亚洲论坛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当时作为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的正式身份是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一直就是博鳌论坛的参与者，而博鳌论坛作为由中国举办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国家主席一向都会出席，并接见与会者。于是博鳌论坛在此两岸关系关键的转折时刻扮演了重要的平台角色，萧万长赶在就任前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赴海南博鳌与会，受到胡锦涛的接见。萧万长当面转达了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看法，双方达成了搁置争议、共谋和平发展的共识。自此两岸得以超越过去纠缠不清的政治纷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就此顺利展开。由此可见，如今的局面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多种因素相互配合形成的最优组合，在我们享受此一成果的时候，务必要珍惜此一成果的来之不易。

　　一是如今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人为隔绝，及此后20年的波折后才形成的，其顺应两岸民心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血缘相通，因政治因素被人为隔绝，造成难以化解的利害冲突，如果继续在政治上相互敌视，在经济与文化上相互隔绝，实际上伤害最重的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基业与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搁置争议，超越暂时无法解决的分歧，推动两岸关系加速发展，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才有可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从而在复兴之路上逐步化解分歧，实现两岸统一。

　　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形成时间尚短，不仅处处存在障碍，其本身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操之过急，急于解决我们暂时仍无法解决的分歧，从而扼杀两岸之间费尽艰辛才形成的共识，即搁置争议，共谋发展。这一共识最早形成地恰恰就是在海南博鳌，是博鳌亚洲论坛提供了恰当的场合，从而使两岸关系的大转折来得如此顺畅。“九二共识”虽仅仅只有四个字，其形成直接耗费的时间就将近一年，而两岸能够在其基础上超越分歧，达成共识，共谋发展，时间的跨度却长达16年。

　　三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虽然现在理论上尚未建立完整体系，但并不能因此就求全责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五年中，始终坚持了“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缓后急”的原则，超越了惯常的国际关系发展理论，不能因其至今仍未建立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机制就怀疑其中的互信基础。怀疑论者千万不要忘记，一切理论来自于实践，两岸关系的复杂性早已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所能解决与处理的范围，如果不能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两岸关系就只能停留在2008年前的状态，大陆领导人适时将国际关系和平发展理念应用于两岸关系，并通过具体实践验证了其可行性。假以时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实将成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超越分歧，以共同利益为动力，实现最大可能的发展。

　　二、两岸现有交流平台其来有自 仍大有可为

　　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开启时，两岸交流的正式管道只有国共论坛，博鳌论坛后两岸即恢复了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平台，五年中两岸又先后建立了多项新的交流制度性平台，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从级别看，海协会海基会两会协商平台最正式，但在对话内容方面，国共论坛虽然扩大为经贸文化论坛，仍在无形中限制了其发挥的空间，而海峡论坛与紫金山企业家高峰论坛等也都倾向于将议题限制在经贸与人员交流等方面，已经开始出现联谊大于观点交锋的倾向。这也使得两岸政治性议题难以找到适当对话场合的问题更加突出，两岸许多交流仍需要靠某些以民间或政党名义交流的人士来达成，但因为其背后的代表性难以考察，其真实的作用难以深究。在象征意义及受马英九的重视程度方面都难以与当年博鳌论坛相比。仔细分析两岸内外形势与主客观条件，便能明白两岸之间形成现在这种局面的必然。

　　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是在超越分歧下形成的，其互信基础就是“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在2008年前曾经出现了长达10多年的停滞不前，在此之前两岸两会从1993年汪辜会谈后举行过10多次会谈，却连最基本的事务性协商都无法达成任何具体协议，最后随着内外形势的恶化，两岸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上升，1995年李登辉访美实际上就已经打破了“九二共识”基础，从而正式宣告两岸举行政治对话的可能性破灭。此后两岸关系多次恶化，虽然都有其形成的具体原因，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两岸不存在举行政治对话的任何基础，两岸当局间已无互信可言。2008年后两岸领导人以博鳌论坛作为平台实现会晤，标志着台湾当局重新回到了“九二共识”的立场，此后五年间两岸签署了20多项文件，每一项的层级都已远超出了1990年代初期两岸曾经反复协商却毫无结果的事务性内容。否定了两岸政治互信基础，等于是否定了两岸近五年来签署的诸多协议的前提，这是大陆与岛内各政党派别发展关系的前提，来不得半点含糊。

　　二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余地仍很大，由于牵涉到两岸共同利益最多也最大，理应先期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五年来以2010年签署ECFA为一高潮，2012年签署《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可以说是开启了第二个高潮，未来一年中两岸即将签署的服务贸易与货品贸易协议及争端解决协议将标志着两岸经贸合作由制度化进入一体化阶段，虽然由于其中必然需要复杂的制度衔接问题，从政治上着手看似更容易解决，但考虑到两岸实际状况，继续从经济方面，以共同利益为驱动，反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先经后政契合两岸现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分歧。两岸在1987到2008年一直在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分歧，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无效的。由于两岸之间牵扯到极其复杂的利害关系，不仅有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的干扰，也有两岸内部既得利益者的权衡，更有两岸民众现实利益的纠结。相对而言，经济上两岸共同利益远大于冲突，先经后政的做法看似迁就现实，但却正在起到改变现实的作用。以两岸经济合作而言，过去大陆单方面“让利”，以争取尽快达成协议，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但事实是，最近两岸有关部门讨论金融业合作问题时，相互都采取了大幅向对方开放业务的措施，岛内业者最初担心对等开放无法与大陆同业竞争的心态已经开始淡化，台湾永丰银行为发展在大陆的银行业务，主动邀请大陆工商银行参股20%，便是一个证明。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为所当为 博鳌模式可资借鉴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我们最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操之过急与盲目乐观。操之过急就很容易破坏两岸间的互信基础，激化分歧，片面怀疑对方；盲目乐观则会忽视两岸互信基础，错误判断形势，两者都会伤害和平发展局面，给两岸正在欣欣向荣的合作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两岸双方在拟定两岸关系工作计划与目标时，都不应犯这两类错误。二是迷信政治解决高于一切。两岸因为政治分歧而隔绝，看似政治解决可以一劳永逸，但实际上政治却是两岸间利害纠结最严重的一环，推动政治协商看似可以解决制度衔接的难题，但实际上却很容易对两岸间“九二共识”政治基础造成冲击。从两岸大局着眼，两岸不应再将“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缓后急”的原则作为权宜之计，而应将其作为至少再坚持五到十年的长远大计，当两岸经济上的利益关系理顺后，两岸政治议题也许就不会再如此棘手，岛内主流民意自然就会做出合理的选择。两岸协商目前遇到的只是看似“深水区”，ECFA的顺利签署已经证明，只要两岸本着坚持“九二共识”基础，政治难题与制度障碍就不会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此，我们不妨把2008年那次博鳌论坛视为两岸关系发展的特殊的博鳌模式，即为解决棘手的政治难题，寻找适当的场合，实现两岸高层次领导人会晤，达成基本共识，从而为今后的发展扫除障碍。我们殷切期盼两岸今后能够继续找到类似的场合，同时也找到适当的人选，从而为两岸关系更新更大的突破再创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胡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