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道理”与“小道理”

一个国家，无论它怎样发达富有，怎样自由民主，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和缺点。为了弘扬正气、抵制邪风，这就需要采用杂文来揭露弊端。正如无论怎样光辉灿烂的阳光，无论怎样万里晴空，总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总有阳光下的阴影。我们需要发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需要发现阳光下的阴影；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得更美好，希望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灿烂的阳光里，这样杂文就有了用武之地。

庄周《齐人物论》“驯良的杂文”一节说过，“当代杂文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他认为，“只有思想家才能写好杂文，只有明白大道理的人，才能写好讲小道理的杂文。不明白大道理，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小道理”。

作为“社会批评”或“文明批评”的杂文，是离不开讲道理的。“道理”有大有小，只有明白大道理，才能讲好小道理，可谓杂文“讲道理”之通则。所谓“大道理”，主要指涉及世界观、方法论、价值体系等方面根本的、核心的立场、观念、态度之类；而“小道理”主要是指对一人、一事、一物的具体看法。说“当代杂文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其实是不满当代杂文作者的思想能力和理性境界。鲁迅能站在一流思想家的高度写杂文，“大道理”了然于心，讲起“小道理”来自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法国诗人瓦莱里这样说。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所谓的杂文作者，不但不是批评家，反而只会写那些表面、肤浅、陈套的东西。古人有云，文无定法，如水无常形。倘使把杂文搞成了八股文，兴许杂文就成了只有写杂文的人自我欣赏之物了。

“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记得一位学者说过，“读大书写小书才能显出大气”，说的虽是治学的事，倒也和“只有明白大道理的人，才能写好讲小道理的杂文”相通。而要杂文作者明白大道理，就要在相关的修养、积累、素质、境界等方面，努力向“思想家”靠拢。

邵燕祥在为“野菊文丛”写的“序言”中认为，“杂文吸引人的主要是它的识见，是独到而不是复制的见解……我们总是希望杂文作者能引导我们在前人停止了思考的地方，试探着前进一步；希望他们带领我们再掀开一角现实的帷幔，再登上一级历史的楼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不容易”，正在于“思想家”之可遇而不可求。

李陀认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小人时代的文学”。在这里“小人”并不完全是贬义词，主要是指“小资”。他们的愿望、生活理想和价值建立在特别琐碎的“物”上，以及对这些“物”的神往和消费上：一瓶香水、一辆轿车、一栋房子……这种依赖“小”构成生活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有关。

从来人品恭能寿，自古文章正乃奇。现在，某些地方“小资”泛滥文化阵地，在他们的倡导下，杂文的内容必然越来越琐碎，如果你稍微放进去一点高尚道德和英雄色彩，就会马上遭遇嘲笑。杂文创作的表面繁荣，是杂文衰微中的“泡沫”之景。

 一个好的杂文作者不但是个“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个“文学家”。杂文作者不但要博学多识，而且要能写出优美的散文与诗歌。他在杂文写作中既可以引用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也可以引述典型事例。既可以引用一些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还可以引用一些方言土语。既会使用比喻、借用、排比、对偶、夸张、反问等修辞手法，也会使用讽刺、幽默、反语等表现方法。杂文，应该成为一付良药苦口的清凉剂，使人清醒明智，应该成为一口黄钟大吕暮鼓晨钟，振聋发聩警策人心。杂文，应该成为一面明镜，可以揭丑恶、明是非、正风气、知兴替，应该成为号角，呼唤良知、呼唤正义、呼唤理性。杂文，它既是催化剂，催人进步促人奋发，又是开路机，铲除荆棘杂草乱石垃圾，为社会的进步，开辟出更宽阔的道路来。回首时下我们的一些杂文作者，好像对于什么事情都能“说三道四”，但用思想者的尺子一量，确实难见的“高度”。“只讲小道理，不讲大道理”，好比一个人只知左右前后，而分不清东西南北，其文虽然可能写得花里胡哨，但是一旦登上社会舞台，难免“找不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