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归位与繁荣之道

　　如果撇开“经济繁荣”、“影响力”等一些时代性内容，中国梦与历史先贤们所追求的“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理想非常相近。但历史的进步在于，现在我们为实现这一理想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卫志民教授立足于经济学专业视野，开始寻梦之旅，将这些知识汇聚，著下《自由与繁荣》，寻找圆梦之道。

　　政府与市场

　　面对过去30多年的改革，无论是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还是越积越深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都可以纳入“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来讨论。中国的经济成功得益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但改革走的是渐进的双轨道路。市场机制的引入改善了激励，增强了竞争。因此，“中国经济的成功从最本质上说，就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就是自由竞争的成功，经济自由就是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但从改革伊始，政府就控制着几乎全部生产要素和这些要素的使用（如国有企业），通过巨量的资源投入维持着国有经济部门的生产和经营，所谓的“中国奇迹”实际上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并存并一同增长的结果。但是，政府和市场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机制，比较来说，市场机制更容易实现利益分享，因此，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行政机制决定了利益边界的刚性性质，因此，更具有排斥性和扩张性。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政府职能错位，市场被扭曲，社会被撕裂，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顶层设计与底层保护

　　30多年后，改革共识已经不可能再建立在对民族危机的基本认同和共同反应之上。改革需要交易，需要对各种利益作出综合的权衡才能明确改革目标。作者提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不是高层设计，“顶层的意思是总体、全局的意思”。

　　无论是改革的目标，还是改革的方案，都需要进行广泛的公共讨论，没有这种讨论就不可能形成共识。但是历史和逻辑都表明，在社会高度分化的前提下，只有那些最具包容性的制度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这些制度的基本要素却包含在底层民众的日常行为里面。也就是说，不管顶层设计如何纷繁复杂，我们都要坚持底层保护的原则，让处于底层的个人权利获得法律的保护，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可能是职业上的，也可能是生活上的。“离开十几亿人各自的梦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成为无源之水”。市场经济允许私人作决策，并通过交易来实现对社会来说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一个能够保证自由交易、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但诺斯告诉我们，国家力量是保护产权所需的，它也最有可能侵害产权。于是约束国家力量，“将权力关进笼子”成为改革的理想。

　　比快还是比慢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历史记忆烙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赶超”意识成为本能深深嵌入我们的大脑。计划经济或可理解为是我们太着急的选择，是“赶超”思维的产物。学者林毓生曾指出，从康梁时代到现在，我们已经着急了100多年。然而，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许多重大问题的深远有效的答案。当我们深切地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与庞大性以后，不如立志深下功夫，做一点实质的工作，发挥“比慢”的精神。

　　人文精神要“比慢”，经济建设也不能“比快”。30多年来，依靠行政动员机制所实现的GDP高速增长，让我们忽略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社会分裂，道德滑坡，哪一个能用GDP的数字来弥补？

　　作者呼吁政府“归位”，“什么时候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裁判员不再关心比赛的结果，而是开始关心比赛过程是否公平有序了，中国社会就走向正常了。”但本书的缺陷也正在于，“散论”而集的著作，对中国梦的制度基础的论述还失之粗疏。也没有对“比慢”的意义作系统性分析。但《自由与繁荣》这部著作所表达的理念和作者心系国家的情怀，可以为我们学习和效仿。（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陈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