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需用事业、追求、理想支撑

　　曾益新。曾强 摄

　　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中国梦需用事业、追求、理想支撑

　　50岁出头的曾益新年纪不算大，身份却不少。他既是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又是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除此之外，他还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执掌着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西医殿堂。

　　他执着。自16年前留学归来，就一直致力于“广东癌”——鼻咽癌的研究，从遗传学和病毒学的角度对鼻咽癌的发病机理作出了解释，为实现鼻咽癌的高危预测和早期发现打下了基础，并因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012年获得唯一的“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他敢言。作为国家级“医改智囊”，他担任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就医改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等问题提建议，还曾向国家副总理建言在乡镇医院设立特岗全科医师，给予每人每年10万元特殊津贴，吸引优秀人才下乡，并于2008年领衔制订了被称为“广东方案”的第10套医改方案，提出“双基（基本保险和基层医疗）是医改关键”的核心观点。

　　他有梦。在接受南方日报独家专访时，他畅谈对中国梦的理解：“中国梦不是空的、虚的，是千千万万人用事业、追求、理想支撑起来的。”而他的梦，是希望鼻咽癌能够实现早诊、早治并得到更有效的控制和治疗，让更多中国人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也希望医生的技术服务价值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科研梦

　　让鼻咽癌可防可治

　　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中国梦？

　　曾益新：中国梦可归结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也是我的梦。我还是个研究鼻咽癌的科学家，所以我的中国梦中还包含着科研梦，具体一点和鼻咽癌的研究有关，希望患者能更早被发现、诊断，得到更有效的治疗，最好是能通过疫苗预防其发生。

　　南方日报：说到鼻咽癌这个您长期关注的领域，如今研究有什么进展？是否离梦想又更近一步？

　　曾益新：我的研究目的很明确，首先就是探索为什么广东人容易得鼻咽癌，现在这个问题基本弄清楚了，就是和高发人群所携带的易感基因和感染某些EB病毒亚型有关。父母给的遗传背景虽然不能改变，但我们找到了这些易感基因位点，可以通过芯片检测来预测高危人群，实现早期发现，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我们还对鼻咽癌来源的EB病毒做了大量的序列分析，发现EB病毒有些亚型的致病性更强，这对今后研发预防鼻咽癌的EB病毒疫苗有重要意义；在环境因素方面，我们发现除以往常说的咸鱼容易致癌外，吸烟也是鼻咽癌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

　　南方日报：此前您提到了研制鼻咽癌易感基因的检测芯片，现在进展怎样？

　　曾益新：目前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不断提高鼻咽癌发病预测的准确度。现在我们的预测准确率是60%—70%，希望能达到70%—80%。不过这项工作很复杂。

　　南方日报：您对鼻咽癌的研究持续了10多年，如果要研制出EB病毒疫苗，恐怕至少还得要另一个10年，是什么让您如此执着？

　　曾益新：鼻咽癌是唯一一个以地区命名的恶性肿瘤，人称“广东癌”，因此中国学者做这方面研究是理所当然的。科学研究不会一帆风顺，但做了这么久，我们会用平常心看待这个问题，而且随着研究深入，会产生新的认识，对所研究的领域也会了解得更全面，会有新收获。

　　南方日报：在科研方面，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曾益新：我希望鼻咽癌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实现一级预防，这是最理想的；如果发病了，希望能早诊断、早治疗，这样根治的比例会很高；如果发现时就到了晚期，希望能多一些有效的治疗手段，特别是副作用没那么大的治疗手段，能使病人有比较高的生活质量，让他们的生存时间更长，这就是我的梦，也是我的中国梦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中国梦不是空的、虚的，是千千万万人用事业、追求、理想支撑起来的。

　　报国梦

　　“正因为科研条件差才要回来”

　　南方日报：1990年您从中山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然后到日本、美国深造，然而在1997年您选择了回国，成为12位回归中山医的海归博士中的一员。十几年前，中国的医疗和科研条件较差，您为什么会选择回来？

　　曾益新：出去学习就是为了回来更好地工作，这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许多老一辈留学人员也都是这样，先回国安顿下来，融入到团队当中，然后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正因为科研条件差才要回来，共同努力，去改变这种局面。我想，这也是我追梦的过程，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最本能的想法。

　　南方日报：还有个融入的过程？

　　曾益新：是的，有些困难可想而知，比如观念上的不同，习惯和运作方式的不一样。要改变旧习惯、旧运行机制，也必然会冲击到一部分旧的利益格局。所以的确需要一个融入的过程。不过，最终要发展就必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好的观念、理念和改革的意识。也许这些理念在开始时显得超前，不一定能得到大部分人的理解，但只要是一个好理念，总会有人理解和支持，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拥护，把理念变成措施和行动，慢慢推动变化和进步。

　　南方日报：能否举例说明？

　　曾益新：比如我们推行的单病种多学科综合诊治首席专家制度就是如此。早在1998年我们就开始推行这一做法，即针对某病种，在首席专家的带领下，让多学科的团队共同为病人制定最优化、最个性化的方案，而不是说病人到了放疗科就做放疗，到了内科就化疗，各自为政。这对肿瘤的规范治疗有很大帮助，不过，要做到这样必然冲击到原来的体制机制，因此并不是一开始大家都支持的。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的观念都发生了转变，认为这样能让病人得到最适合的治疗，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支持这种做法。如今，这种做法已在各大病种普遍推行，并有很多医院来借鉴和参考这种做法。

　　医改梦

　　医生待遇该提高的就要提高

　　南方日报：作为中国医改的智囊，您觉得医改下一步该怎么走？

　　曾益新：这些年医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政府投入的力度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源供给不足和分布不均的现象。

　　如果说前一阶段医改的重点针对“看病贵”，那么下一阶段的重点将侧重于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让医疗资源下沉，让乡镇、县（区）医院有高水平的医生，并给这些医疗机构配备相应设备、药品，这样90%的病人都能在县级以下医院治病，不必什么病都往大城市的大医院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看病贵”的问题不需要继续关注，还要进一步提高保障力度、完善保险系统建设、简化报销流程等。

　　南方日报：您曾建议给每个乡镇医院的全科医生10万元年薪，吸引优秀人才下乡。

　　曾益新：是的。“强基层”就必须“强人才”，“强人才”就必须“强待遇”，要让在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的薪酬至少达到在大医院工作的同等的水平，有对应于基层医生的职称晋升体系，而不是比英语和论文，要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这些都需要有配套政策来支持。在目前城乡差距还很大的情况下，下去工作是要牺牲很多东西的，只有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倾斜才有可能做到。

　　南方日报：广东已全面启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选取了25个县（市、区）为试点，破除“以药养医”。但若配套政策跟不上，会影响医生的收入，那基层的人才又成问题了。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曾益新：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配套政策一定要同步到位，不能只关注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这样必然会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行，最后受害的还是患者。目前看来，医生技术服务的价值还没有得到体现，我觉得该提高的就要适当提高。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怎样的收入才能体现医生的技术服务价值？

　　曾益新：这需要科学测算。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参照国内各个行业劳动收入、学历、学习周期、职业风险、技术含量等因素来具体制定。医生学历起点要求高，培训周期长，至少得8年，技术含量比较高，风险也比较大，因此要体现他们的价值，就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进行科学测算，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数字。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要引入市场机制为医务人员提供收入增长空间。

　　曾益新：确实。我一直赞成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高端、私立、盈利性的医疗服务。将高端医疗需求释放给市场是可行的，同时，医生也可以通过多点执业，有更好的渠道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举个例子，好比做头发，你可以花10元剪一个头，也有人花几百元。而高端医疗就是为了满足高端需要。只要政府给予正确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开办高端医疗，就能更好地满足患者多元化的需求，而政府的公立医院也能更好地做好老百姓的基本医疗。

　　（记者 曹斯 实习生 罗恒 通讯员 黄金娟 欧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