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奢崇俭的历史难题

　　唐代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一个题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令自上而下颁布全国，要求各级官吏立即刹住车服宅第互争豪华的奢侈之风，“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敢继续犯规者，御史马上劾奏。此前此后，像这种以惩革积弊、振刷风气为取向的倡俭黜奢，还有汉代昭宣中兴、明代弘治新政、清代嘉庆维新等多个历史片断，利钝得失，异同互见。

　　奢侈之风必致贪腐：“盖奢侈则用必多，用多则财必不足，财不足则贪暴行”

　　历代倡俭反奢的缘由，几乎都是因富启奢、由奢滋腐、乃思惩革积弊的规律。以西汉为例，汉初国穷民困，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后经文景之治，国家财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富足，于是“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京师储币累百巨万，太仓陈粟充溢露积。钱太多了挠心，“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到处兴造楼台馆所、豪华车辆，乃至谁若驭行母马便遭人耻笑。如此折腾的后果，不仅是海内虚耗，还败坏了吏治与风气。司马迁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由此而来。

　　历史上，打江山的胜利者多能记取“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教训，因而大都注重“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法令制度的形式，对广大臣民的各种消费性行为加以严格的规定。不同品级的官员，居、行、服、器各有定式，不许僭越；典礼、巡行、差出、宴饮等各种职务消费，也都有相应规定。

　　不过从历史上看，好像任何一代“舆服制度”的执行都很难摆脱前紧后松的通例。随着生活富裕，奢侈之风滋生蔓延，住房、乘车、服饰、器用等多有违规。更有不少现任官员利用职权以逞奢华。公吃公喝时时可见，“虽有禁例，多不遵守”，凡欢迎到任、接待差使等种种名义，大都“制备酒席、礼物，互相好盛，用度无节”。有一份写于明成化十五年八月的奏疏说：各地有司“多有妄兴造作”，重点都是修建气势奢华、起居舒适的机关楼所。清嘉庆皇帝说，“朕闻向来兴举大工，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且有倡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

　　这些“光鲜”场面，都需要有财力支撑，仅靠“廉俸”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官场奢靡相尚而致政风衰颓之后，必是贪风兴起，吏治腐败。唐文宗朝反奢诏书说：“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明孝宗朝反奢诏书说，“盖奢侈则用必多，用多则财必不足，财不足则贪暴行”，都是对因奢启贪之内在逻辑的精辟揭示。

　　历史上的“锐意惩革”，多从抑奢崇俭、振刷风气入手

　　因奢滋腐，百弊相生，所以历史上的“锐意惩革”，多从抑奢崇俭、振刷风气入手。唐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以慈俭为宝”，除了立即停建或拆毁御马坊、马球场等一应建筑，对皇家戏剧音乐歌舞娱乐等单位大加裁减外，还明令改革皇帝巡行的应接礼仪，不得陈设花蜡，不准结彩华饰，也不许拆毁民众坟丘以拓宽道路等。明孝宗从即位起便以革除奢弊、节用恤民为急政，“内外衙门修建寺塔、庵观、庙宇、房屋、墙垣等项一应不急之务，悉皆停止，不许擅自移文兴工，违者治以重罪”。还多次取消上元、端午、冬至、庆成等节日官宴，“以节钱钞”。嘉庆一朝反对奢华，尤称雷厉风行。亲政伊始便革除了严重败坏官风的进呈古玩器物的积年大弊，违者以抗旨论。颁旨罢贡玉石后，“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

　　欲求惩弊黜奢的长效，必须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维护。唐文宗说“理道所关，制度最切”，就是这个道理。本文开篇提到的《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在强调“俭以足用，令出惟行”的同时，坦言“积习流弊，余风未革”，并指出主要原因便在于“有司不禁”，制度废弛。鉴于违规现象普遍，文宗遂特命尚书左仆射王涯对制度重加整理。王涯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律令格式，结合现实情况，拟成一个《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内容包括服饰、车马、导从、住房、器用等多个方面，对于官员各依品秩高低、职事繁简的不同待遇，皆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

　　如何将扭转奢靡之风的一时成效常态化，是个历史难题

　　无论除奢返俭还是惩虚崇实，凡振刷风气，都不能缺少庙堂高层欲正他人先正自身的表率作用。唐文宗不仅本人衣食俭朴，厉行节俭，还要求皇亲国戚和上层官员“皆务俭薄，率先兆人”。其女儿延安公主只因所穿衣裙宽大费料，即以“衣服逾制”遭到面斥，按照各人管好太太子女的原则，连累驸马窦澣被扣两月俸钱。

　　然而，唐文宗的宰臣们对皇帝带头“恭勤节俭，冀革其风”的成效，有个客观评价：“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听话听音，距真正“绝其侈靡”还远，主要是因为亲贵外戚这个特权阶层在释放负能量。正史记载，王涯主持制定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经文宗批准颁发后，马上引发权贵们的激烈反对。监督法令实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这些人，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先拣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推行，其他则放宽限制。

　　积习难改、抗令违禁之外，还有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嘉庆帝倡俭反奢时，皇族中有个叫昭梿的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并具体点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声色自娱的底子，眼下仅仅是为了迎合“今上”才装模作样，“亦一时风气然也”。等风头一过，故态复萌或当不免。由此看来，怎样才能使改变风气的一时成效转为常态化、长效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