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之荒——大唐由盛转衰的节点

　　杨炎奏请实行两税法

　　唐德宗即位后不足3个月，就破格提拔出身名门世家的杨炎为宰相。当时皇上为防止“安史之乱”重演正准备削藩战争，为了筹集更多的铜钱，杨炎一上任即奏请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

　　其实，两税法的许多内容，譬如夏秋两税、根据贫富征钱、按照土地亩数计税等，在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时就已开始实施。杨炎所锁拟两税法，是在唐代宗税法改制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改革，其主要突破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二是将“量入为出”为“量出以制人”。

　　过去朝廷征税，只按人丁收粮绢为税，税额长期保持不变。唐初期实行均田制，每个人丁耕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所以按照人丁征收一定数额的粮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百姓种田织布，将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缴纳给官府，不需要采用钱币进行折算。杨炎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要求百姓缴纳铜钱，当年便将百姓手中的铜钱几乎洗劫一空。为了下一年度缴税，唐王朝统治下的百姓都需要将自己生产的产品提前出售，以换取纳税所需要的铜钱，结果造成产品价格迅速下跌。

　　杨炎很会忽悠，一边高呼减轻百姓负担，取消按人丁征收粮绢的定额，一边又要按照朝廷开支需要向百姓征税。唐代的经济鼎盛时期在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当时朝廷每年税收铜钱不过二十亿文，而实行两税法的当年，朝廷就从民间征收铜钱三百亿文，相当于天宝年间每年朝廷税收铜钱数量的15倍。

　　此外，天宝年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约为九百万户，经过安史之乱，建中元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下降至三百万户。折算下来，实行两税法时，平均每户缴纳铜钱的数量达到天宝年间平均每户缴纳铜钱数量的45倍。45倍的税赋负担加在百姓身上，且全部征收铜钱，钱荒从此产生。

　　钱荒导致朝廷连军饷也发不出来。领不到军饷的军队开始哗变，京师长安被哗变的军人占领，唐德宗率群臣逃到咸阳。哗变的军人拥立朱泚在长安做了大秦皇帝，唐德宗再逃至汉中。后来，唐德宗不得不布告天下，承认错误，赦免叛乱，表扬勤王的军队，终于守住了逃跑的脚步。

　　钱荒造成大唐商品经济衰退

　　钱荒的出现还不止军事上的失利，更严重的是给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的打击。

　　民间无钱，物价自然暴跌。百姓出售产品，却无人有钱来买，致使农商破产，百姓生活潦倒不堪。不仅如此，由于百姓手中无钱，商品交换只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这时货币经济的严重倒退，是对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的严重打击。唐德宗之后，继任几代皇帝虽多次下诏钱帛兼用，绫、罗、绢、布、粟均为法定货币，但皆未能挽救商品经济的衰退。从唐德宗的军队哗变开始，大唐王朝慢慢失去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大唐帝国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钱荒还使社会财富流向特殊利益阶层，地方官吏借朝廷之名逼迫百姓以钱纳税，社会豪强趁机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相反，百姓手头无钱，朝廷只好再次改收粮绢为税，但由于物价暴跌，百姓缴纳粮绢的数量比两税法之前增加了数倍。于是，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历了两税法导致钱荒爆发的过程，曾赋诗诉说两税法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说明两税法产生的原因时，白居易诗中说：“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至于两税法存在的问题，诗中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关于百姓承受的苦难，诗中说：“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恶得无饥寒？”

　　两税法“以钱计税”，确实是我国古代税收制度上的一个创举。如果它没有立即导致钱荒的爆发，没有导致大唐商品经济走向衰败，它就是适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税收制度。但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正常的商品经济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发展，货币经济也绝对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两税法实施之后，大唐商品经济衰退便成为注定的结局。

　　（摘自《当代金融家》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