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眼中的“非主流”

　　美国的霸权，不仅体现在航空母舰和美元上，更体现在话语上。他们说，他们是世界的主流，其他各国都不入流，甚至是歪门邪道。这种“西方中心论”十分强势，也的确唬住了一些人。

　　中国人常纳闷，我们又没惹你美国，彼此又做着那么大的生意，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说穿了，原因就在这“主流”上。近读美国《国家利益》6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和美国：超级大国在亚洲一决雌雄》的文章，更明白了一点。该文作者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约翰?亨明斯说：“中国崛起已逐步由受到(美国)欢迎转变为不受欢迎。”

　　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中国人对下面这道题给出了不受欢迎的答案。作者写道：“人们几乎可以在未来某所大学看到这样的考题：‘美国领导人认为，经济自由化和对中国的大手笔投资最终将会促成中国政治自由化，并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种想法正确吗？’直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喜欢得到肯定的答案。”但是他们失望了。作者写道：“正如华盛顿气馁地观察到的那样，认为中国会逐步放宽政治的这种西方观念越来越被打消。中国没有任何这样的迹象。”

　　西方组织过多次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在他们寄予厚望的所谓中国“中产阶层”，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社会稳定，大力发展生产，不断改善生活，逐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公正。而要做到这些，他们由衷地希望共产党不断自我完善，提高执政能力，认真整肃贪腐。

　　他们对盲目照搬西方的想法十分警惕。中国人对政客的表演和议会里的乱象并不陌生，民国初年给人留下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那种混乱同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国泰民安反差太大。

　　从历史发展看，“西方中心论”一度得势并非没有道理。西方是最早进入工业化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国力强盛，船坚炮利，到处建立殖民地，并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传播西方文明，尽到“白人的责任”。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勋爵晋见乾隆皇帝，目的是要中国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以便获取更多利益。但自视居于世界中心的乾隆误以为他们是来进贡和祝寿的，“深为嘉许”。待到明白了来意，大有上当的感觉，对他们的请求答道：“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如果说那时西方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不是没有道理。中国盲目自大，结果后来鸦片战争爆发，吃了大苦头。当时清朝宫殿里就放着明朝时西方传教士利马窦送的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但乾隆不知英国在哪里。据说当时宫中讨论过地球是不是圆的，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官员竟说：“若四大部洲，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

　　时代潮流推着中国走。1911年皇帝被推翻了，但民国伊始，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国会混乱，军阀混战，令孙中山心情沉重。1916年9月他到浙江海宁城观钱塘江潮，写下了著名的十六个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现在有人说这证明他主张照搬西方制度，其实不是。这是他在目睹民国初年政治乱象后发的感叹：从形式上看皇帝没了，国会有了，议员可以投票了，注册登记的政党有80多个，但中国却变得更混乱，更黑暗了。他已重病在身，自知来日无多，便以这十六个字来期待后人。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醒悟了，决心要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1925年，年轻的毛泽东在从家乡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途中在长沙逗留，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豪情满怀的《沁园春·长沙》，回忆了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雄心壮志，更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挑战。

　　从当时形势看，军阀兵力雄厚，北伐未成，国共合作并不顺利，革命力量还十分单薄，但他已经看清了方向。正如他后来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4年后，他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1954年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如果说尚不完善，是对的，要知道西方制度走向比较成熟花了几百年；如果说中国还没有融入主流，那就太可笑了。

　　今年一位名叫托马斯·皮凯蒂的法国学者写了本名为《21世纪的资本》的书，颇受欢迎。他揭示了资本回报率超过产出和收入增长率的事实。说白一点，就是资本的拥有者比辛苦劳动的人要得到的多。这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也是造成严重不平等的根源。他的初衷是要挽救资本主义，想出来的办法是向富人多收一点税，但这在议会里阻力重重。

　　皮凯蒂实际上是希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靠得更近一点，否则很难维持下去。所以要说主流，当今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我们已经走到资本主义前面去了。

　　问苍茫大地，谁是主流？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方向对了，道路就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广。我们有这个自信。(来源：新华网 思客 作者：詹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