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登场”与“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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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受邀参加了“首届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会上中德学者围绕“中国道路：内涵、经验和未来走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下是我在现场的演讲全文：

　　什么是道路？有很多解释，但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道路不光是走的人多，而且可以说，目前走得还不错。

　　世上本没有路，也就意味着世上没有照猫画虎的道路模式，不可能依葫芦画瓢、照搬照抄。每条道路的开辟，都需要根据地势地形、需要因地制宜。美国的高速公路再好，贵州的山区也无法复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不会一模一样，难道世界上只有学美国模式、走美国道路才能成功？文化不一样，道路肯定就不一样。成功的德国和成功的美国发展的道路就不一样。

　　什么是登场？登场就是亮相，就是让人眼前一亮，给人留下惊喜。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的确让人称赞、称奇。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的研究此起彼伏、成为热学，便是例证。可以说，中国道路的登场是非常成功的。

　　其实，在登场前还是有怯场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说“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国际的评论和认同应该讲还是怯生生的。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是“怯场便好好准备”，化压力为动力，正是在这种怯场的强大压力下，登场时精神抖擞、扬眉吐气、全民振奋、十分成功，给了全世界一个很大的惊喜！登场成功只是一时的成功，不是一世的成功。登场容易在场难，什么是在场，在场就是存在。就是一种为人认同、被人理解的存在。比如，今天的会议并没有美国学者参加，但是我们在讨论时，一定会说到美国，尽管大家对美国的做法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但无论怎样，“美国”一直在场。这就是一种“不在现场的在场”。中国道路其实现在就处于这种从登场到在场的过程，我们希望中国道路从怯场到登场，从登场到在场，而不是离场。

　　做到在场，要做许多努力。作为学者，我认为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理论与现实：理论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不能成为现实的注解，但要关照现实的变化。现在一说到中国道路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有人就说一百多年前的理论，早就过时了吧，不可能指导当今的现实了。我认为，看一个理论过不过时，不能仅仅以时间作为评判的标准，《论语》写得早不早，不还在指导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吗？如果单凭一些字句远离了时代，就得出已经不适合新时代了，未免太偏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可能有些词句已经不太适用于现在，但是他提供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是没有过时的，仍然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作用。

　　二，自由与自律：现在一谈到中国问题，就会谈到自由。我认为，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随心所欲，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要想获得自由，就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一定的规则，在规则的保护下共享最大的自由，否则，每个人没有规则的自由将会因为各自的私利膨胀而变成最大的不自由。康德说得好：自由就是自律。人类社会是由芸芸众生组成的，是一个存在共律的个体世界，要想享受最大的自由，就必须遵守最大的自律。

　　三，通达与曲折：走路的人没有想走弯路的。但历史的长河必然是弯曲的，我们常说一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局部的曲折是为了整体的通达，看待问题的视角应该跳出眼前的功利对比，而应该放在更长、更大的历史空间中。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提出，中国道路必然要走一条“中国窄门”。中国人口众多，有再多的钱，除以十亿就很少了，中国问题再小，乘以十亿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中国国情。对于这个问题争论和商榷都比较多，但仔细想想，也许费正清说对了。

　　在场，按哲学解释就是“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就是“to be”，就是“去存在”，反复强调它的“非现成性”。中国道路其实也是一种“非现成”的，并没有固定的模型和样式。因此，前一段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大家有很多争论，模式就定型了，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定型，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道路”的提法比较科学，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不停歇。

　　十几亿人走一条道路，统一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事情。统一思想不是限制思想，而是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可和遵从的指导思想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习近平同志说：“走中国道路，塑中国精神”。走一条道路，要齐心协力，否则，在重大的利益关头，一定会分道扬镳。

　　中国道路，无论你如何评说，它已经登场了，而且会一直在场。无论怎样走，我想，大家都应该秉承一颗不带任何偏见的心。最后，借用康德的话来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来源：新华网 思客 作者：郑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