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原著才能更好把握思想脉络
陶文昭
点评书目：《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政治理论的热点。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精髓，作为专业学者在研读中有一些体会。
第一，首先最核心的是研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还是诸多重要领导小组的组长，他的讲话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具有全面的、高层的、宏观的指导意义。要仔细、反复、详尽地研读这些讲话，原原本本地领悟其精神实质。
第二，研读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文献。十八大以来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有不少重要的讲话。这些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相辅相成，从总体上构成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
第三，研读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前的重要著述。个人的思想脉络是不断成长、凝练和具有连续性的。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前，从《摆脱贫困》到《之江新语》等有许多精彩的论述。研读这些著作，更为纵深地把握其思想脉络。
第四，研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有机组成部分。要研读邓小平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的重要论述，从党的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传统中，更为精准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地位。
第五，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关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体现。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对于习近平总书记这一代的成长有着特殊的影响。
第六，研读中国历史文化的相关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深受中国历史文化熏陶，思想理念中有很深的中国传统底蕴。研读传统经典，萃取历史精华，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文化血脉。
第七，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实际。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是书斋中的纯学术著述，而是针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是治国理政的指南。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结合于国内外重大政治实践，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方显得解渴管用。（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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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出版
《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法治是一种比较选择
丁国强
点评书目：《法治国家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江必新著，法制出版社出版
法治是人类关于治理和善治的理性选择。法治是一种历史选择，也是一种比较选择。作为“十八大与法治国家建设”丛书之一，江必新的《法治国家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一书，从制度逻辑和理性构建层面论述了法治国家建设的价值取向、推进路径和实现方式。江必新认为，法治不是天然最佳的治理方式，它的优势是在其他治理方式比较中体现的。这一比较几乎贯穿了人类治理的全过程，与人类治理思想和治理智慧的成熟完善相伴随。
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要把为什么实行法治的问题讲透。法治优势论体现了辩证思维、务实态度和科学方法。法治不是十全十美的治理方式，但是，其他治理方式特别是无论是人治还是专制，都有其致命的缺陷，被人类历史所淘汰。《法治国家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一书列举了法治的比较优势：更有利于实践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更有利于增强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更有利于扩大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更有利于和谐状态的形成；更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能见度、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有利于实现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更有利于治理和统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有利于降低管理和治理的成本，提高管理和治理的效果；更有利于积累社会财富与社会文明；更有利于降低政治家、执法人员的风险。这一概括未必全面，但是，却启示人们，讨论法治与人治孰优孰劣不仅是理论思辨，而也是持续的实践探索。不讨论法治的比较优势，就难以奠定法治的思想基础，构建法治意识形态。
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环境中，人治会暂时占上风，法治也会一度雾里看花，成为海市蜃楼。法治真正成为一种思想方式、活动方式、生活方式，需要不断破除影响法治建设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法治不是抽象的，法治的优势体现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具体方面。从法治文化、法治理论的构建到个案正义的实现，都应强化对法治比较优势的认知，通过法治变革巩固和深化法治的比较优势。（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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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与西方法治文明》，何勤华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政治宪法学纲要》，高全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唐翼明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社会语言学新探》，孙剑艺等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法律和社会科学2014第1辑（第13卷）》，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
赓续陶行知、潘光旦的理想
张冠生
点评书目：《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邓康延、梁罗兴等编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柏拉图构想“理想国”时，提出过一个主张——“教育工作的总目标是建立适应于人们主持正义需要的国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教育培养具有良好德行的国家统治者和智慧、勇敢、节制的人民。为此，“需要有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作保证”。
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来之不易。最迟从孔子“有教无类”、“孟母三迁”开始，我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可谓深厚。绵延至今，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否“良好”？如果作民意测验，恐不乐观。
2014年岁末，一本《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燃起了希望之火。
一位名叫崔其升的中学校长，山东汉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秉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即解放”的理念，一举捅破万马齐喑的窗纸，真正干起了教育改革，师生顿时从昏昏欲睡变得生龙活虎。接着，浙江郭初阳的“越读馆”、北京魏勇的“新历史”、深圳马小平的《人文素养读本》、上海樊阳的免费人文讲座……像星星之火，一闪一亮地汇聚起来，形成了一个“盗火者”团队。他们在共同的教育理想之下，面对当下的教育问题，在不同地点，开始共同的“盗火”事业。
学贯中西的潘光旦先生一生倡导人文教育，以人文教育统摄中西教育思想资源。他概括出西方教育家关于“榜样是人类唯一的学校”的说法，又拈出“中国教育家很早就说过染青染黄、近朱近墨的话”，于1936年写进《再论教育的忏悔》一文。当时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先生将其政论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政学罪言》。
潘先生所以呼吁“忏悔”，是他觉得中国的近现代教育出了毛病，不再讲求做人，也不再讲求榜样。学生不知人格养成为何，从事教育者也随波逐流。教师成了教书匠，学校成了“学店”。
比潘先生更早提出“忏悔”的，是陶行知先生。他在《中国教育改造》序言中说“这是我在中国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为保住这光明，他在该书第80页大声呼吁：“我们教育同志，应当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
陶先生这话说于1920年代。他是在呼唤理想中的教育。如今读来，时隔九十多年，现实意义依然强烈。理想中的教育依旧遥远。《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中的先行者们，与其说是在“盗火”，不如说是一群扑火的飞蛾。 （作者为民盟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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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教育论著选》，张法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育：让人成为人》，杨自伍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的觉醒》，陶行知著，群言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改造》，陶行知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政学罪言》，潘光旦著，上海观察社出版
与《资本论》的暗合与互证
卢周来
点评书目：《21世纪资本论》，［法］托马斯·皮凯蒂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这本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以来最畅销的著作，在西方世界引发了自1980年代以来最热烈的讨论。如果我们从书中“法国式絮叨”中跳出来，同时抛开论证过程上的不同，不得不承认，至少在以下五点上，皮凯蒂这本书，是与马克思《资本论》暗合、互证或相近的。
第一，不平等的确在扩大。尽管收入不平等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现实，但总有些保守派的著作通过操纵局部数据，推销所谓“涓滴理论”，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财富总能从先富者手中，慢慢向贫穷阶层扩散，因此，每个人都将是资本关系全球扩张的受益者。皮凯蒂则与其合作者利用十多年时间，从各国税收表册、遗产档案和其他各种数据源中搜集到的数据，无可辩驳地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贫富差距一直不断拉大。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这与马克思当年预言的资本统治必将带来“两极分化”论 断多少形成互证。
第二，资本世界的核心矛盾仍然是劳资矛盾。要说皮凯蒂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最突出表现，应该是间接证实了马克思当年一个非常重要结论：资本剥削劳动！著作用数据证明，资本利得的增长远快于工资收入增长。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家将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皮凯蒂这句结论性的话，也是典型的“马克思式表述”。
第三，市场无法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书中说，“认为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这是因为，单纯的市场条件下，资本具有加速度的自我繁殖能力，富者将愈富。如此反复，市场最终将造成一个“靠遗产生财胜过任何其他方式的可怕世界”，也就是书中所说的“过去吞噬了未来”。因此，这也与马克思所言“资本统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多少有些暗合。
第四，必须“节制资本”。著作主张，为“保护对新型原始积累的竞争和动机”，可通过“征收年度累进资本税”来抑制不平等。资本税最高可征收到10％——相当于所得税80％。在全球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仍然采取“放纵资本”政策，来换取经济增长时，皮凯蒂“节制资本”主张尤其有现实意义。也在这一点上，皮凯蒂与马克思所提供的激进革命方案不同，而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五，不平等的最终解决可能是一个全球性方案。单个国家征求高额资本税，势必会造成资本为避税而转移出该国。为此，皮凯蒂提出，必须打破国家界限，设立“全球资本税”。为此，“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协调和区域政治一体化”。正因此，西方有评论认为，这又相当于当年马克思提出的“全球共产主义”方案，因而是一种新的“乌托邦”。但是，正如皮凯蒂所认为的，“如果我们想要和平地控制资本主义”，这是“惟一的没有其他替代选择的方案”。
否则，世界将不得不重新选择马克思！（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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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著，方激译，重庆出版社出版
《甲午殇思》，刘亚洲、丁一平、金一南、罗援等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大转折时代》，［美］戴维·霍尔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直面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著，三联书店出版
《影响力》，［美］罗伯特·B·西奥迪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代史研究：时过境未迁
韩钢
点评书目：《时过境未迁》，王海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代史距今天最近。唯其距今最近，它的研究便不能不受到当下诸多因素的左右和影响，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乃至人际关系等等因素对它的“干预”。在中国史领域，没有任何其他分支比当代史分支受到的现实制约更多。王海光《时过境未迁》一书用一句变形的成语，概括了当代史研究的困境：“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当代史是刚刚走入公共空间，又还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冷却下来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是近距离的关系：事情虽属历史，但当事人和当事人亲属还在，社会影响还在，政治语境还没有变化。‘时过境未迁’。当代史的言说环境，要受到来自现实社会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冲突，也有现实与历史的恩怨纠葛。所以，当代史研究既不同于已经与现实拉远了距离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现实社会问题的零距离研究，但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绝不亚于这两者，甚至还要更难一些。”
欲建立当代史体系，首先须重建当代史知识。所谓“重建”，包括淘汰伪知和填充真知两个方面。无论淘汰伪知还是填充真知，都以还原事实为前提。王海光痛感，当下的当代史研究“现实与历史、政治与学术、虚构与真相、传说与事实都混合在一起，泡沫泛滥，面目模糊”。对当代史研究来说，还原事实的工作比历史学科的其他分支更为繁重和艰巨。
王海光把历史界定为“公器”，在他看来，“历史述事是社会公共领域的事情”。“公器”者，社会公共资源也。既是公共资源，即不能为任何个人、群体或集团所私有，亦不能以任何个人、群体或集团所带的偏见去利用，当以公正、持平的态度发掘而忌偏狭、极端。历史的复原终究是“选择性记忆”，史实繁复杂芜，史料浩如烟海，仅从技术上说，研究者既不可能穷尽，更不可能完全复制，只能通过筛选来建构历史叙述。而建构的历史叙述是否客观、真实，除了研究者个人的治史功力外，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唐朝刘知几概括史家需具备才、学、识三长，清朝章学诚以“史德”作了补充。这个补充至关重要：德性好，不一定做出好的学问；而德性差，是一定做不出好的学问来的。人不可能没有情感，研究者亦然，但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植入爱憎、好恶，则可能将带有偏见的历史资源进入公共领域，“似公而实逞于私”，“害义而违道”。（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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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杨天石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美］周锡瑞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韩大元著，法律出版社出版
重建戊戌叙事
马勇
点评书目：《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茅海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近代史领域，戊戌变法是研究较为充分的几个重大事件之一，但今年得读茅海建教授新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仍然让人激动不已，由衷点赞。
有了十几年戊戌变法研究的积累，茅海建先生有机会阅读近代史所典藏的“张之洞档案”，用茅教授自己的话说，“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真是让人惊心动魄”。这本新著，就是依据“张之洞档案”写成的。
张之洞因各种原因，没有进京直接参与1898年政治改革的组织领导，但从留存档案看，张之洞与四面八方大小政治人物的联络并不少，深度介入了这场政治变革及其善后。本书集中讨论张之洞与京津沪以及长沙各地往来密电密信，较之过去的研究，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的关系，《时务报》的内部纷争，湖南维新运动细节，张之洞与康有为矛盾由来，都有全新的解读。
在“戊戌前后诸政事”一章中，茅海建教授依据这批档案讨论了一些过去研究者不曾触及的问题，对于重建戊戌叙事，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既往戊戌叙事中，康梁始终是主角，这不仅因为康梁为此流亡海外十几年，理所当然享有人们道义上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康梁“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几十年来，几代研究者不断爬梳档案，竭力寻找康梁尤其是康有为“作伪”的印痕，也确实找到了一些证据，比如许多学者都证明了康有为《戊戌奏稿》已经过改写，并非原本。后来的发现，也验证了这些怀疑的可信性。
但是，这些围绕着康梁“作伪”与否的考订，即便全部坐实，也无法改变以康梁建构的“戊戌叙事”，因为史料没有提供另一种建构的可能性。茅海建教授此次新史料的解读，不同于过去“辨伪”的真意义，实际上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面”，或者说发现了“另一个戊戌”。
历史本来就是立体的，多元的，多维的，任何一个视角的观察，都是有局限的。历史学的魅力就是不断发现新史料，不断修正叙事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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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唐启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沈渭滨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国之秋》，裴士锋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历史的误读》，郭世佑著，三联书店出版
《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刘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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