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吐槽的春晚 迎合了年俗的另一面

羊年春晚中几个语言类节目被一些女权主义者斥之为“满满的歧视”。冯巩的《小棉袄》、贾玲的《喜乐街》、沈腾和马丽的《投其所好》，还有潘长江和蔡明的《车站奇遇》，“都存在对剩女、女汉子、女干部、南方人、矮人、胖人的丑化、贬低和污蔑”。有网友发起了万人抵制春晚运动，并征集了大量网友签名支持。

领衔抵制运动的女声网主编吕频抛出了一个观点：“春晚有毒。”她认为，这已经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春晚已经成为了歧视的重灾区。这在网络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极，有人深以为然，但更多人在看小品时还是笑得前俯后仰，压根没发现歧视的存在。最后，很多人总结，春节就是图个乐，没必要这样认真。

“春节图个乐”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有人较真，这还是一种进步。至少，被调侃了十几年的弱势群体，终于发出声来。认真有认真的理由。有人喜欢被调侃，但也有人不满被调侃。当然，春晚不喜欢可以不看，但这些话题，还是有人想说清楚。

并不想指责春晚导演哈文，办一台政治稳妥、群众满意的晚会难度有多大，我们都知道。我的困惑是，为什么历年来很多小品类节目，都拿弱势群体开涮呢？农民、老太太、南方人、矮子、娘娘腔、“小男人”、民工，为春晚奉献了多少“经典”。进一步判断，恐怕现实中也是如此，被吐槽的春晚，只是迎合了年俗的粗鄙一面。

过年的积极意义，已经有多方描述，比如重启家族血统的神圣，对祖先的追思和崇拜。叶匡政先生说，中国是农耕古国，人们生活得好坏完全依靠天地雨水和时序的变化。在自然神的引领关照，年是一年时序变化之开始，所以在这个时节祭祀天地诸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保佑五谷丰登，成为了过年的主要意义。在民间层面，过年的各个节日都被赋予各种意义，比如拜雨神、拜神农、拜石头、拜先祖等，根据地域的不同而进一步详细划分。

在商业社会，传统农耕社会关系已经瓦解，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但是，每一年里这种社会关系有一次短暂回归，就是春节期间。在这15-30天之内，中国人都要以血缘、家族为单位，回归到原来的宗族法统之中，找回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人而言，对于远离家乡、出生在城市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当代寻根之旅，也是一次价值重新定位。过年在这个层面上说，就是与现代社会的诀别，回归到前现代的乡土中国。

短暂的邂逅，那种温情、怀旧、归宿感、亲切感，固然是难以取代的。但与此同时，当现代中国遭遇传统中国，必然带来价值观的冲突。传统中国有很多理念，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等，就与现代中国的个人自由选择相违背。逼婚、逼生等行为，就会变得普遍。除此以外，乡土文化还有很多粗鄙的部分，在年俗中会被放大，变得非常扎眼。

传统宗族社会的特征就是家长制、父权制，家族中最年长者或子女最多者，将成为主掌裁决权、话语权的一家之主。所有的祭祖行为、年俗仪式，实际上就是奠定一家之主的权威与地位的宗教仪式。长辈对晚辈的教训、差使就会乘着年俗而来，亲戚在送来人情礼数的背后，也会藏着恶意。有人将乡土中国比较为一个名利场，严重的拜金主义、攀比，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狼文化”；也有人认为故乡是陈腐愚昧、不合时宜、充满压迫的。其中，逼婚、催生，只是令人不适的冰山一角，而重男轻女、小农意识、贪婪和狡诈，却隐藏在欢天喜地的春节叙事中。

春节前，有媒体热炒年轻人过年“没脸回家”的话题，这不是矫情。当时统计，有超过45%的外来务工青年成为了“恐归族”，有人怕问工资，有人怕被逼婚，有人怕被领去走亲戚，有人怕自己成为了家人与别家人攀比的对象。有不少论者乘机向青年说教，但他们都忽略了农村民俗的功利性，以及对权力与金钱的狂热崇拜，而混得差的年轻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对于弱势人群、失意人群的嘲弄，更是非常锋利。近日被频频吐槽的变了味的同学会，已然成为同龄人的暗战场，实际上也是过年文化的一种继续。

进一步说，如果是遭遇失业、离婚等挫折的年轻人呢？如果是同性恋者、传染病患者、残疾人的家庭呢？如果是孤寡老人呢？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除非自我蒙蔽，他们不会感到开心，一家人都没有面子，抬不起头。

即使是甘于被嘲弄，也要受到亲人的胁迫。一方面，这是一个讲求传统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等级制为胁迫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远远谈不上宽容与理解，它是不友好的，缺少沟通机制的。它只有单一的价值观，“直男癌”。在这个体系中，掌握话语权的人（比如长辈）都有自己一套剧本，这套剧本是按照他的逻辑和以前的经历来编写的，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一旦有剧中人不按自己的剧本出牌时，那一定是这个剧中人出了问题。”

在这个架构中处于弱势的未婚大龄女性，自然是被嘲弄的对象，在春晚节目《喜乐街》就是这样的缩影。她们遭遇来自直系亲属的逼婚压力。这其实是对其不婚选择的否定，干涉其自由，非要按照“女大当嫁”的剧本演绎。越是感到“没面子”，越是胁迫得厉害。有的逼婚甚至动辄上升到要用感情要挟，比如“不结婚你就不是我女儿”等等。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双方的理性对话，也影响了家族中的民主氛围。在强大的乡土价值观的支配下，在“别人家的娃”怎样怎样的情况下，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评点下，父母失去了对女儿的宽容和理解。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子女对象的条件不满，进而横加干涉。这也是传统社会婚恋观的一种表现，婚姻很大程度上被物化，成为家族间的交易。家长制不容挑战的权威，与子女对爱情的执着，就这样激烈地碰撞到一起。这种反体制的爱情故事，自古以来都有不少，今天仍有存在。

为什么春晚遭到反对？这背后有一个粗鄙的乡土中国。专栏作家侯虹斌在评点春晚的粗俗时写道，“春晚这样一个世界，如同我们现实世界的回声。”所以，说“春晚有毒”，有点不恰当，我觉得是“年俗有毒”，“乡土中国有毒”。

所以，除了春节话语的政治正确之外，我们确实要较这个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变得更为宽容和友善，发展的可能性也在增多。少数派成为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多元价值逐渐被肯定。在春节、春晚以及年俗的喜庆伪装下，依然抖出了社会中潜藏着的不少泥垢。

当然，春节以后还要过，春晚以后还要看。批评不是为了全盘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年俗背后的中国，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作者：马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