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爱家乡 知识不会无力

　　春节期间，认真拜读了澎湃新闻刊发的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回乡笔记，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文章，感觉其中不乏一种“知识分子的无力感”。也许诸位博士、读者、看客，写完调研、读完文章之后，还会同往常一样，摇头叹息一番，落几滴清泪，转身离开，又回到各自的书山学海去了。可是作为一个老家也在农村、也学过文化研究、这两年业余时间反倒一直混迹在“乡村志愿服务圈”、相信信息时代出奇迹的 70　后“女博士”(这个标签的含义，也早该改改了)，我倒忍不住想要站起来，冲各位贤达断喝一声：“博士(壮士)别走！家乡还需要你呢，请不要无力好吗！”

　　说实话，“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陌生名词。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乃至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在自己外出求学工作、放假回家省亲时，我都有过无数次和家乡父老们深聊的体验。其中也有过无数次的纠结迷茫，例如“我是谁、他们是谁、为什么我们开始不一样了？他们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我该怎么做才能改变他们？”其中也贯穿着无数次思维困境，如“秀才遇到兵”般，带着天真的幻觉直撞乡村现实。我的家乡在湖南，和黄灯博士写的鲁家塅有些相似，乡亲们自古有着勇猛尚武、开拓热情的性格，号称“恰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关于左宗棠这类英雄的故事时常被人提起。谁要说家乡不好，乡亲们都会群起反驳，可是在现实中，环境、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等领域中，家乡又确实多有缺憾。年龄老化、机会缺乏、环境恶化、法治脆弱、生活平淡、愿景模糊，令人无法不牵挂担忧。作为家乡的后代，我还能做什么？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反复调研、撞墙、尝试、再调研、换个角度再试、换个距离再试的过程中，我却似乎发现了知识分子进入乡村的一种新方式。

　　知识分子进入乡村，第一步工作是什么？其实首先应该是“反诸己身”，审视自己而提出问题：为什么自己会有“无力感”？在我看来，除了因作为“游子”和“后人”，自身的专业能力容易被长辈们在嬉笑关爱中忽视以外(如果是作为“博士服务团”回乡工作，可能就不一样了)，知识分子回乡的最大无力感，恐怕还是来自于知识结构的供需不对应。“思想市场”一词，其实在乡村也是适用的。纯粹文化研究或文科专业所拥有的社会观察、记录、归纳、概括、写作和理论化思维的能力，以及文字层面的抒情感染、艺术表达、媒体传播等能力，与乡亲们应对现代生活所急迫需要的，来自大城市的“读书人”可能拥有的、更接近管理学和经济学等专业的信息综合调研、政策分析、判断决策、规划愿景、管理协调、项目孵化等方向的能力，往往还是不够吻合的。来自大城市的博士、记者、“文化人”回乡，无论专业为何，乡亲们最常问的其实都是：你了解最新政策吗？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会有什么新举措？省里、县里你认识什么人能帮我们吗？经济上我们该怎么发展？我们能争取到什么补助或机会吗？我们这里有个维权的问题，你能解决吗？或者还包括：现在咱们国家的外交下一步打算怎么搞，你知道吗？什么时候能实现祖国统一？某某某高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等等，等等。博士们可不要小看中国农村，中国农村所需要的知识、乡亲们提出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多学科综合、甚至近十个部委交叉管理的一个庞大场域，其中涉及的专业至少有十门以上，每一个专业还都有各自的博士和博士后。这可不是一张等待启蒙的浪漫白纸，而是一个已经受到媒体多年熏陶，拥有多年社会竞争经验的复杂群体，恐怕只有当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足够准确的心理预期判断时，才不会轻易感觉“无力”。城里人更不要把乡亲们提出的问题看做是“功利主义”的象征，对其进行象牙塔式的居高临下的价值判断。它们承载的其实正是城乡普遍、人皆有之的好奇心、上进心与发展需求，只是需求方向可能会有不同，其中有些存在偏差，有的问题我们不懂、解释不了，有的问题思路不对、应该修正。其实只要找对了人、说对了路，就可以解释、可以解答、可以修正了。如果我们不愿、不会、不能回答，那这种无力感完全应该怪我们自己，不怪乡亲们。

　　乡村的需求如此之多、问题如此之多(其实城市也一样，只是我们参与城市社区建设的渠道又该另当别论)，那么作为知识结构有限的我们能做什么呢？别忘了，我们还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本”和“文化资本”啊。从大学生到博士，这中间一个人可以积累多少宝贵信息、资源和经验？其实算起来也是很大的一块，只是无法体现在成绩单上罢了。博士生们大可不必低估自己的价值，能力都是“做”出来的。如果我们能放低身份，不只把自己看做乡村的观察者、记录者、判断者，更看做是服务者、学习者、传承者，如果能在业余时间稍微多加一点力，找到乡村的“领头羊”，和他们谈谈乡村的现状、需求和未来，帮助乡亲们把需求分门别类，环境的归环境、文化的归文化、社会的归社会、经济的归经济，然后利用自己在专业界、朋友圈里妙笔生花、呼朋唤友、刷屏点赞的能耐，为专业的需求分别推荐几个“专业的解答者”，做到这一点，是不是“无力感”也会减轻很多呢？

　　也许有人会说：“乡村问题太复杂了，老乡们只想要钱，我做不了。”那么我想说，其实乡村服务可以很简单，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证明给老乡看，很多东西，包括知识、信息、文化水平、创业精神、大视野、好方向，比眼前的小钱还要重要！学者也好，博士也好，普通学生也好，企业大佬也好，如果每人每年能坚持做一个关于乡村的“干货”需求调研(具体到乡村的一个需求，比如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类具体的项目需求)，了解一个优秀乡村的案例(中外乡村优秀案例真的俯拾皆是)，具体做一件乡村服务的小事(哪怕就是陪村里老人聊聊天，给他们录像，给村里老房子老物件拍拍照片，帮村里的活动写写对联，写一篇能给你家乡带来关注的有趣故事，帮村里妇女组织一个广场舞队或编织工作坊，建一个乡友微信群，最好是能认真地去发现一个乡村未来的领袖，给他/她提供你擅长的资源，通过他/她来组织乡亲们做点有意思的事，等于发起了一次“公益众筹”，做做乡村最需要的人力资源服务)，你一定也不会再感觉“无力”的，因为：无力就是缺乏锻炼的缘故呀！

　　中国乡村发展遇到瓶颈，恰恰是因为“体脑分离”多年，基层劳动者和专业知识分子难以对接，双方都无法获得更广阔的认识和能力，反而彼此隔阂与疏远，这实在理所不该。回顾中国历史，因为基层劳动者和专业知识分子彼此疏远而造成的技术创新落后、社会动荡等场景，其实还历历在目。而当伤痛过后，信息时代交通物流极大便利、后现代生产消费模式更新、生态与知识经济发展，恰恰给中国乡村地区“知识元素”与“劳动能力”的崭新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随着中国劳动密集、资源型经济向创新设计、知识型经济转型，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传统元素的活化传承、农业品牌升级也无疑将更加受到重视。同样是乡村，视角不同，看到的完全可以大不一样(注意，这里说的一定是要科学靠谱的决策，多少乡村恰恰毁在调研不充分就盲目开展的大拆大建上，这个环节就缺少靠谱知识分子的良心参与)！

　　有知识、有能力、有情怀的知识分子重新进入乡村、服务乡村，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就我个人这几年所接触的林林总总的乡村文化志愿者中，就不乏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扎根乡土的设计师、运营民宿的艺术家、创作村歌的音乐家、农业电商的弄潮儿、心怀梦想的新村官、著作等身的老教授、慷慨反哺的企业家等等，大家都在为了更美、更好、更健康可持续的乡村而努力。其实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习惯了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乡村志愿服务，不但不是负担或慈善，反而是学习与快乐。单说说中国乡村蕴藏的生物多样性，我们认识多少种植物、多少种动物，能为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水土修复、生物资源、亲子教育做什么贡献，或者帮助家乡介绍懂行的专家吗？又说说乡村的文化遗产，那些传统的砖瓦斗拱、针织刺绣、楹联家谱、仪式歌谣，我们又理解多少，能准确告诉乡亲们它们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或者能帮他们做好数字化保存、推荐优秀的设计师来一起优化创意吗？中国乡村有自己的传统知识，蕴藏在祖祖辈辈传承的劳动经验、文化身份、遗产技艺中，这些东西确实如同珍珠蒙尘，纯粹用眼前利益的目光是看不见的。而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元素里面恰恰都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只是需要有识之士和宝贵机缘来耐心打磨而已。不轻言放弃，不轻易绝望，多讲究方法，多锻炼自己，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和态度。

　　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走出家乡的知识分子就有“学而优则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能力的朴素判断和期待。“读书人应该有学问、有本事、讲良心”这些基本要求，在乡亲们的眼里，也是雪亮的一把尺。对于真正热爱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就算走得再远，也仍然是家族血脉中的一员，你和乡亲们的每一次交流互动，无论在现场还是在微信上，都会不知不觉影响他们，正如他们也在影响你一样。只要信任在、关爱在、虚心在、沟通在，乡村服务就可以一直在。

　　如果你还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村”，可以到 TED 网站上去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演讲，题目叫“Emily Pilloton：　Teaching Design for Change”。讲的就是一个年轻的女设计师如何带领团队通过精心的社区营造设计，改变了美国北卡州破败小县城 Bertie County 的故事。看过之后，如果你还觉得“无力”，欢迎来找我“治疗”。以我多年关注乡村的大开脑洞，一定能帮你“没事找事”，多少为你家乡做点事，绝对治好你的“无力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