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宗山：我背着中国外交机密奔波16年

　　半个世纪前，我当上了一名外交信使，而且一干就是16年。有同志曾说过：“外交信使是传递国家机密的刀锋战士。”我对此深有体会，前辈们的英勇事迹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个人执行任务时也曾遭遇危险，甚至险些丧命，但完成任务后，我总能感到作为一名外交信使的巨大满足感。

　　意外进入外交部工作

　　我老家在山东，曾在山东电影制片厂当新闻纪录片摄影师。1960年7月的一天，厂长突然通知我，为适应我国外交形势发展需要，山东省委组织部门决定推荐我去外交部，让我赶快准备考试。当时，我从事电影摄影工作正干在兴头上，对于外交工作一知半解，也不感兴趣。考试后，我对外交部考官说，我口才不行，可能当不了外交官。考官却说，外交官并不一定整天说话，你考试成绩不错，组织上选中你了。当年9月，我来到北京，先在外交学院学习了3年英语，然后于1963年9月调入外交部，开始了我的外交信使生涯。

　　乍一听“信使”这个词，我心中一愣，以前只听说“大使”“特使”等称谓，从来没听说过“外交信使”。入队后，头一位接见我们的领导是外交部信使队队长肖青同志，他第一句话就说：“热烈欢迎你们加入外交信使队伍！”他接着说，“外交信使是外交官，但又与其他外交官不同，我们不在我国派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里工作，而是终年手提装有国家机密的外交邮袋，往返于外交部与我国各驻外机构之间。每位信使都必须以自己对祖国的忠诚，保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听他讲完，我顿感作为外交信使责任之重大，使命之光荣。

　　一年出差200天，邮袋不离身

　　通过一段时间工作，我了解到：信使队分内勤和外勤，内勤主要负责接收、整理和分发外交文件，为信使订购机车船票等；外勤负责到国外出差。每位外勤信使，一年365天中，大概要出差200天。队里有规定：不管长差短差，都是二人同行，其中一位为领班。每班信使皆按队里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执行使命。我们出差使用的邮袋为草绿色，上面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的大字。每次上路前，我们都先用尼龙绳把邮袋口系好，再打上印有国徽图案的铅封。一盖上铅封，这些邮袋就会变得“神圣无比”了，因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信使携带的“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和扣留”。任何外国人，包括各国边防、海关，都不得检查，甚至连摸一下捏一下都不被允许。同时，“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

　　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时，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所持红皮外交护照上都清楚地标明“中国外交信使”身份，而我们手提的邮袋里装着国家重要机密，是各方面敌人“关注”的目标。这就要靠我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看管，任何时候邮袋都不能离身，还要密切关注着身边的各种动态。我们的口号是：“国家机密重于生命”“人在文件在”。

　　六位前辈因空难牺牲

　　我从信使队领导和老信使那里得知，每位外交信使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排在首位的选人标准是忠诚可靠，即忠于党、忠于祖国，有一定工作经历和斗争经验。我参加信使工作时，队里领导班子和老同志中不少人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有的是大城市的中共地下党员，有人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牢。另一部分同志虽然是解放后参加工作，但也毕业于新中国大专院校，并有多年工作经验，经受过考验。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信使，还必须至少要懂得一门外语，以便出差途中能对外交涉；强健的体魄必不可少，同时必须严守纪律。我们出差，不论旅途多长，身体多累，绝不能二人同时打盹、睡觉，必须留一人清醒地值班。有一次，我从东京飞纽约，路上要17个小时，而且是大夜航。机舱内的顶灯关了，几乎所有旅客也都关了座前灯，气氛令人困倦。轮到我值班时，我只能强忍，掏出清凉油涂在太阳穴上。再不行，就掐自己大腿。信使在旅途中绝对不准喝酒。曾有两名外国信使因途中饮酒，邮袋被盗。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先后有6位信使因三次空难而牺牲。这6位烈士牺牲时都很年轻。1959年12月13日，我的前辈何平和张慕先在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飞往苏联塔什干途中，所乘班机与地面导航失去联络而撞山失事。由于时值冬季，大雪封山，两位罹难烈士只能长眠于厚厚的冰雪中，直至翌年开春，苏联人才找到他们的遗体。对于这三起空难事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极为关心，他们对善后处理事宜做出一系列指示。陈毅副总理及其夫人还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每年清明节，我去八宝山英烈堂拜谒牺牲的前辈时都想，我也必须像前辈一样，为了国家利益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美国遭遇风雪险丧生

　　从1963年到1979年，我在信使队工作16年，数不清出了多少次差，足迹踏遍五大洲134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我这十多年很幸运，基本安全、顺利，但也有过不少惊心动魄的经历，如在开罗经历著名的“六五战争”，在罗马尼亚遭遇罕见地震，去毛里塔尼亚碰到军事政变，乘船东渡日本赶上大浪飓风。最惊心动魄的是那次在美国遇到风雪，差点丧生。

　　1972年春节前几天，信使队领导突然找到我和刘仲哲，说要派我们去纽约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就在3个月前，联合国大会以高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我们这次出差，就是要把重要文件送到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去。队里安排我们先紧跑欧洲7国，再经加拿大前往纽约。我们在执行完与我国驻苏联、法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和英国7个使馆文件交接任务后，于1972年2月15日从伦敦飞赴渥太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北京没有美国大使馆，先去加拿大是为了办美国签证。16日，赴美签证办好，本想第二天就前往纽约，没想到碰到加拿大航空公司大罢工，所有航班停飞。怎么办？应急对策有三：改乘美国航班、乘火车或乘使馆的外交车。方案报回国内，答复是：同意乘汽车赴美。

　　由于这是中国外交信使首次乘汽车去美国，驻加使馆为我们做了精心准备，包括派出有多次乘车赴美经验的办公室主任袁翔龙和驾驶技术纯熟的司机杨贵山同行，同时备好午餐、铲雪工具以及对付暴徒的木棍等。我们2月19日清晨5时30分上路，计划行车10小时，下午4时前后抵达纽约。不料，走过蒙特利尔市后，西北风骤起，鹅毛大雪飘然而至，并越下越大，雨刷器裹上冰雪，变得像胳膊一般粗，摆动困难。下午3时多，车子才“爬行”到加美边界。到美国境内，雪下得小些了，道路也被扫雪机扫得干干净净。但到下午6时多，天色已晚，气温下降，打扫过的路面结了冰，像镜面一样滑。我们的车子突然失控，猛然右滑，撞上了高速路外护栏，接着撞上马路中间的隔离带，然后再次向右侧护栏冲去，经过“之”字形的来回撞击，车子总算停下。我坐在车子右侧，往外一看，太吓人了！外面是高山峡谷，万丈深渊，如果掉下去，不光四人性命难保，国家机密也就更没有保障了。直到晚上8点多，我们才抵达中国代表团驻地。那里的同志们都在焦急等待着我们。把携带的文件交到代表团手里时，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这件事已过去40余年，当年与我同车赴美的三位战友先后故去。这篇文章，就算是对我那三位同生死、共患难战友的悼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