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

尼克松夫妇参观人民公社

　　思想转弯

　　1971年夏秋之际，中美两国政府确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意向，消息传出，立即轰动全世界。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共高层更觉棘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

　　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高层为此次宣讲活动定义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教育”，最早下发的是《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紧跟着的是外交部、北京市委印发的有关教育材料，学习的目的在于：“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尼克松为什么要来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让尼克松来等问题有进一步认识，解决一些糊涂思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自觉性。”在1972年春节前后，对事态进展颇为担忧的北京市委几次下达指示，要求加快学习进展，号召革命群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尽最大的力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于《参考消息》。此次谈话被中央指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他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地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引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这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尼克松夫人品尝食堂饭菜

　　接待方针

　　周恩来作为主事者，在前景险恶不测、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大局下，深知接待工作的超级难度和复杂性，他只能谨慎从事，异常小心。1971年12月初，他以中性的标准制定接待尼克松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他强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

　　随着到访日子的临近，重大责任慢慢下移到基层，整个京城也随即呈现躁动、紧张的局势。1972年2月10日、17日，市委连续两次下达关于进一步搞好接待准备工作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各局、区县，希望在尼克松到达以前逐一落实各项工作。2月17、18日，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杨寿山等人率队分头检查17个重点参观工厂和6个游览单位，着重在参观路线、安全保卫、环境卫生以及解说词等方面一一把关，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高标准。2月18日市委负责人吴德亲自来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在厂区逐一检查重点部位，并在现场指示市委人员再传口信，要求各单位坚决把接待任务完成好，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实际上，从职权来分，北京市只负责尼克松随行人员参观工厂、商店、游览景点及社会层面的安全问题，重点接待单位约有二十家左右。2月17日晚上，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杨寿山和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把相关单位负责人叫到市里，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极为光荣、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实际演习，做到人人心中有底。”结果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回去后，又在第二天清晨匆促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的工作精神。市里的高压态度致使基层单位“草木皆兵”，如履薄冰，不得不高调表示：“天天检查，天天抓落实，直到尼克松走，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

　　当时中国与外界基本隔绝，基层单位很少能看见外国人的身影，能见到美国总统的随行人员，工人届时难免会好奇地围观，前颠后跑。面对这种可以预见的细节，高层人士觉得有碍国家政治形象和人民精神面貌，因此不得不处处设防，以严苛的纪律来加以控制。

　　保卫工作

　　治安保卫工作成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重中之重，市委在此问题上非常强硬，提出几项刚性要求：“对五类分子和其他危险人物逐个做了安排，严格控制和防范。参观沿线的各种隐患，都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易燃、易爆、剧毒等物品，进行了普遍检查，订了保管、使用制度，预防意外情况发生。保卫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各负专责，确保绝对安全。”为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向各系统下达“冬防”安全保卫工作的指示，力争在尼克松来访前在安保上万无一失。

　　实际上，到了1971年尼克松准备来华之际，经过“文革”以来几番“清理阶级队伍”，“过滤”了城区芜杂、可疑的人口，大大提高了首都市民的红色净化度。

　　为了确保尼克松访华过程不出差错，北京卫戍区和各区公安分局还派出专业人员，深入到各接待单位进行岗位与任务的预习，也就是训练治保骨干“散落”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市第二通用机械厂抽调65名可靠的治保工人散布在参观沿线，安排三百多人在车间班组的不同部位定时巡查。该厂通过摸底，早已列出各类问题人员192名，对五类分子和精神病患者作了重点安排，让他们届时有工作任务在身，无法有空隙离岗。

　　临战状态

　　到了1972年2月，北京全城进入了临战状态。接待单位开始全力打扫自己区域内的厂区、室内卫生，参与人员之多为历年少见，各单位纷纷报告称“面貌大有改观”。2月20日，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向市革委会外事组上报说，全厂抽出近千名人员突击卫生环境，动员34辆汽车、两部铲车、两台推土机、50辆大马车以及数十辆电瓶车、手推车等运输工具参战，共清理运走积土两千余立方米，就地平整积土五百多立方米。(见厂党委《关于接待尼克松随行人员准备情况的报告》)

　　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到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各接待单位突然整建车间里的更衣室，理由是不合规格，建筑材料过于简陋，有碍观瞻。北京不少工厂的更衣室多是建设中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这次市里下令予以全部撤除，重新翻建。有的车间男女更衣室整修后的面积共达八百多平方米，宽敞而又整洁，工人们借此享受外事带来的福利。

　　市里领导特意叮嘱道，接待人员的衣着尽量穿得干净，女同志尽量穿花衣服。同时，市革委会根据最新的上级精神，派人对主要街道上的画像、语录牌、标语口号等作了调整和更新，并指示建设部门对外宾可能到达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等，抓紧进行简易的粉刷和修整。

　　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

　　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