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反腐经”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究其根源，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为斩断殖民时期传下的腐败基因，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整顿和改造贪污调查局 强化其作用

　　贪污调查局原先虽是独立机构，但在调查政府官员时因为缺少权限而经常遭遇阻挠，一些举报最终不了了之。于是李光耀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

　　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在独立之初，李光耀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在会议时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作出“自清”的表率。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从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入手，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同时，李光耀也给贪污调查局设立了一套最高标　准的自查机制，可以自上而下查，可以平行互查，也可以自下而上查。而且，贪污调查局出现任何问题，由局长担责。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用高薪和严管排除官员贪腐的欲望

　　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一系列政策。

　　李光耀1989年和1994年对公务员薪资进行大幅度上调。高薪伴随着严管。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　不能收取利息；向别人借钱时，不得以自己职务为名，做各种交易；官员收受的礼品也要一律上交，若要留作纪念，可由专人估价后自己出钱买下；收受红包或礼品　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准直接或间接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的子女借父母地位非法经商　或营私。

　　用严厉法律震慑贪官 让其倾家荡产、身败名裂

　　新加坡反腐的矛头，不仅指向“大老虎”，也对准“小苍蝇”，而且判罚同样严厉，目的是从“小事”切断“不干不净的手”。新加坡对贪污罪最高判罚是10万新元罚金外加5年监禁，看似并不严厉，但真正严厉的是判罚的门槛很低，即便贪污100新元，也是同样下场。

　　1991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贪污罪名被判成立，原因有二，一是他曾为了向单位多借点钱买车而伪造假账单；二是他曾伪造文书谎称竞争　激烈以骗取一家外企尽快投资一个度假村。虽然案发前他已经归还了单位借款，那家被忽悠的外企最终也没有投资，两件事情中政府都没有损失，但检方还是认定他　诱骗贷款和欺诈罪名成立，两案并罚，判处他1.7万新元罚款和1天监禁。1天监禁，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格林奈的生活变得前后两重天。据新加坡媒体报　道，曾经住在别墅里、拥有私人泳池的格林奈在被判刑后，丢了饭碗，失去了全部养老金，直至2009年仍居住在出租房里。

　　郑章远是李光耀年轻时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弟兄，在内阁中，李光耀提拔他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1986年，贪污调查局怀疑郑章远在1981年和1982年分别用批地权从房地产开发商处捞取好处，总计达100万新元。

　　郑章远在接受调查时先是全盘否认，随后称愿意上交80万新元以求免予起诉，但遭到贪污调查局的拒绝。就在案件调查僵持时，郑章远托人给李光耀带　话，要求见李光耀一面，李光耀回复他说：“在调查结束前我不能见你，否则我将变成证人之一。”一周后，也就是同年12月15日，李光耀的保安员告诉李光　耀，郑章远死了，并留下一封给总理的信。

　　郑章远的信只有几句话：“过去两周我深感沮丧。我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东方绅士，我觉得只有用高的惩罚来赎罪才是正确的举动。”经法医确认，郑章远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李光耀后来在一次群众讲话中剖析，并非自己逼死了郑章远，而是严厉的反腐手段让他脸面尽失，丢了脸面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郑章远宁可结束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

　　不过，李光耀设计的反腐大厦并非无懈可击。这些年，新加坡也出现了一些腐败案件。新加坡的反腐构架，仍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