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03年2月27日，湖南湘乡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一期，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解放战争期间率部参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下华中、华南、西南直至云南全境，并参加抗法援越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
大革命时期，陈赓在武汉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来汉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女代表王根英缔结了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姻缘。6日，本报记者赴京采访了陈赓大将次子陈知建，听他讲述这段爱情故事。
求爱信3次被贴上墙
1927年3月，时年24岁的陈赓，从苏联回国后来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特务营营长。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陈赓闻讯后义愤填膺，立即联络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组织“黄埔军校讨蒋委员会”，发表讨蒋宣言。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五大”，陈赓指挥他的特务营和当地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警戒和保卫工作，使15天的大会得以顺利进行。
会上有位上海来的女代表王根英，是上海怡和纱厂的纺织女工。她是位不平凡的女性，“五卅”运动期间曾带领数千女工在上海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后来又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被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人民委员。
早在1923年，陈赓与王根英就在工人夜校相识，当时陈赓是夜校的教员。
王根英在汉出席“五大”期间，陈赓决定抓住机会向她表白。陈赓儿子陈知建告诉《陈赓传》（2007年出版）采写组，在一次听报告时，陈赓拿出一张纸条，写下：“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陈赓。”写罢，他托人把纸条递给王根英。
奇怪的是，第二天，他写的纸条出现在会场的墙壁上。他没有打退堂鼓，连夜又写了第二封信送过去，“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信件又被贴上了墙。陈赓再鼓勇气，写了第三封信，“调子”越来越高：“根英，我发誓娶你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封信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命运。
陈知建告诉记者，字条的内容是他们兄弟几个多年后从当时参会人员打听到的。王根英为什么把求爱信贴出来？他推测，那时王根英年纪轻，毫无恋爱的思想准备，虽然她对陈赓没有坏印象，却总觉得时机没成熟，在别人的怂恿下，为了清醒陈赓的头脑，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周恩来居中撮合良缘
陈赓生前从来没有谈过这段往事。曾经亲眼目睹过此事的老革命，也没有谁能说得出其中的奥秘，只是回忆说，陈赓那时和大家讲笑话，谁在王根英面前说一句“陈赓是好人，不是坏人，我就给他磕个头”。于是大家都到王根英面前说陈赓是好人，虽然他并没有给大伙磕头。
陈知建透露，情书“示众”三次之后，围观的人们兴致都上来了，围拢他们俩开玩笑：“王根英，你这样处理情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陈赓说：“我看总不是反对吧！她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陈赓正在向她求婚呢！”王根英“严肃”地问陈赓：“你别太自信！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陈赓是一位乐观幽默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有何困难、有何险恶，他均笑嘻嘻、乐呵呵，妙语连珠，无拘无束，一言既出，四座生风，人称“军中幽默大师”。这时他充分发挥幽默才能：“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这还不好回答？因为我爱你嘛！再说，我们郎才女貌兼女才郎貌，志同道合且有感情基础呀！”
这下连王根英都忍不住笑了。
陈赓的事情轰动了大会，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他不懂恋爱艺术，求爱不讲策略。他和邓颖超亲自出面，找王根英谈话，王根英羞涩地答应了。“五大”结束后，经组织批准，陈赓和王根英在武汉结婚，成为一对革命夫妻。他们婚后生下儿子陈知非。
两颗子弹头成家宝
中共五大过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扩大到武汉。7月，汪精卫也开始“分共”，仿效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党决定进行反击。王根英回到上海展开地下工作，陈赓随周恩来去南昌参加起义。
1939年3月8日，转战到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王根英随供给部队驻在太行山中的一个村子。这天敌人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她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包围，王根英把组织给自己的骡子给伤员骑，自己徒步随警卫部队突出重围。她冲到村外刚喘了口气，突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便又骑马独自奔回村中，大家想拦也没有拦住。她在驻地将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时与敌人遭遇。村里的老人回忆，他们目击敌人用机枪把她扫倒，见她还有一口气，又近距离补了一发子弹，并用刺刀挑开她的肚子。
王根英牺牲那天，陈赓正率386旅越平汉线西进，当天知道了这个消息。386旅的政委看见他手捏着报告妻亡的电报，泪水滚滚而落。一向有记日记习惯的陈赓，当天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如今，从王根英体内取出的两颗子弹头成了陈家的“传家宝”。
陈知建介绍，很多媒体报道称陈赓是“五大”代表，这是一个史实性的错误。他父亲在武汉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但因多处于保密状态，很多细节已经被历史烟云掩盖。
武汉足迹
1927年3月，经南昌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即将背叛革命的消息。担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特务营营长。
4月，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中共五大，负责大会安全保卫工作。“4·12”后在武汉发起成立黄埔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宣言，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5月，与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女代表王根英在武汉结婚。
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叛变革命，陈赓被迫离开特务营。
7月下旬，随周恩来经九江前往南昌，为南昌起义做准备。
后代
王根英牺牲3年后，陈赓与傅涯结婚，陈知建是他俩生下的第一个孩子。6日上午，本报记者来到陈知建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他刚从越南回国，略显疲惫，但是谈兴很浓。他的快人快语，爽直磊落，颇有乃父之风。
陈知建说，父亲一生戎马倥偬，与家人聚少离多，去世那年自己才16岁，因此父亲给他的印象他多半也是从人们口耳相传中得来，从中累积对父亲形象的崇拜，汲取做人的力量。
儿子陈知建：父亲不怕枪声怕哭声
教育子女抓大节不问成绩
陈知建1945年出生于延安，因为缺钙得过鸡胸，母亲得了伤寒没有奶水。1岁多，陈赓转战长治，母亲和一位警卫员用担子把小知建挑到山西。由于打仗频繁，根据地缴获的战利品比较多，小知建的营养状况比在延安相对要好些。
从童年到青少年，陈知建长期呆在部队家属群里。他是从周围人们口里得知，父亲负过6次伤，中过6次毒气，膝盖骨打碎不肯截肢，做手术不肯打麻药。
陈赓不喜欢给子女“讲政治”、讲自己的事。他不怎么过问孩子们的学习，老师告状上门也不怎么在意。但是，陈赓对孩子的爱绝不是溺爱，家中子女还在上小学时就得自己洗袜子，如果他发现他们敷衍自己，把袜子略微打湿了就晾晒起来，少不了批评训斥。
1960年全国粮食紧张，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吃肉了，陈赓因心脏病加重，伙食里会有些肉食以增加营养，陈知建忍不住拿碗过去蹭。陈赓不希望儿子吃不得苦，命令他搬去中学住校。学校离家有8分钟自行车车程，时间久了，陈知建还是会回家蹭饭，“实在没办法，我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我父亲只抓大节，具体教育没怎么管。”陈知建说，陈赓很少坐下来跟儿子聊天谈话，陪儿子玩。这特点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
收养孩子20岁“文盲”受命上学
陈赓出名地喜欢孩子。他不怕痛，动手术不打麻药，却听不得孩子的哭声。有回陈知建的弟弟生病，需要打针，刚回家的陈赓问明情况后，嘱咐身边人，“等我出了门再打针”。他一听孩子哭就心软、难过。
长征途中，陈赓曾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红军落泪。那孩子饿得不行，却拒不接受陈赓的青稞面，认为首长年纪大些更需要食物，还拍拍自己身上的干粮袋强撑着说“你看，鼓鼓的嘛”。陈赓离开后在路上回想，觉得事情不对头，折返去找那个小红军，他已经倒在草地上去世了。陈赓为此狠狠打自己嘴巴，到晚年一直内疚在心。这故事陈知建倒是从父亲口里多次听过，后来随着媒体报道和写入教科书而广为人知。
陈赓前后收留抚养过30多个孩子，有烈士后代，也有国民党将领后代。陈赓对他们生活上尽量照顾，学习上鞭策有加，有时不乏严厉。有个孩子到陈家时已经快20岁，全国解放，家庭相对稳定下来，陈赓即命令他进学堂，从零开始学习。尽管他学得很吃力，但是最终学有所成。
陈知建的曾祖是练家子，做过湘军将领，在家乡建过养老院。陈赓喜欢收养孩子，也是家风浸染的结果。陈知建受先辈影响，小时候也找武术高手拜过师，好结交朋友。
“我父亲在外是作战好手，回到家就是一个普通的慈父——当然，这主要是对那些收养的孩子而言。我本人对父亲只有绝对的敬畏。”陈知建说。
精神遗产勇敢自强不走后门
1961年初陈赓病重，赴上海治疗，利用寒假陈知建陪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赓安排子女接受了一趟“思想教育”，参观大名鼎鼎的汪伪“76号”，那里的天牢、地牢、水牢让陈知建着实吓了一跳。后来他和坐过牢的父亲有过一番谈话，得知父亲虽然不怕痛，但也有软肋——陈赓最受不了电刑的滋味，为了缓解那种难受，他夺过行刑者的香烟，嚼碎了吞下肚。
当年3月，陈赓病故，工作人员前往学校叫出16岁的陈知建，只是告诉他父亲病危，带他上飞机赶赴上海。直到飞机降落后，得知父亲已经去世，陈知建伤心大哭。
受父亲影响，陈知建打小的理想是当兵打仗。父亲去世后，他靠自己苦学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入学后却不敢打听自己的分数，害怕知道自己是因为父亲的原因而被录取。“走后门多丢人啊！”他对记者说。
30年后，陈知建跟母校的老师无意中谈起这事，老师郑重告诉他，“你的分数够了，你是自己考上的”，陈知建的心结这才彻底解开。
在3个小时的采访中，陈知建每接到一个电话，或是家里门铃响起，都会透露出某种疲惫引起的小小不耐，但是通话一旦进行，总是耐心解答。他那种湖南人的豪爽、率直、真诚，溢于言表。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过一个高大的父亲形象。陈知建比很多人幸运的是，父亲的高大形象在他心中保持到现在。当年的孩子，已快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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