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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官啥时怕小官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4日 14:17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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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敢如此蔑视官员?

  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

  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却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他们越权、窃权、弄权、专权以至专政。朝廷内外、国家上下不可一日无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为国家一害。

  以此之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摸透了汉文帝猜忌周勃的心理,诬告周勃要谋反,汉文帝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狱吏让周勃吃了一些苦头,周勃领教了狱吏的厉害。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并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

  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通过薄昭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无话可说,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时,狱吏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

  张荫桓很纳闷: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吏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尊贵。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这位刑部官员,一定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它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姓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亲自起草的《御制大诰》中,专列一章,谈“吏殴官长”的问题:

  “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殴打本县县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从以上引用的《大诰》内容中可以看出,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列有数章谈整治吏人的问题。例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十四章规定: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今后必须将额定胥吏人数及姓名、职掌写在榜文上,告之于民。

  榜文写明,本衙门差役几名,姓甚名谁,当房掌文案吏员是谁,等等。在规定名额之外,不许滥用胥吏,不许“容留不明之人”。朱元璋还规定,榜上必须写上这段话:“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超过额定人数,非法使用的胥吏,朝廷允许民众将其扭送至京城,交有关衙门处置。

  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和鄙夷的,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

  中进士前,他偶尔去北京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不久,恽世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掌管官员的任命、调动,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个部门。文选司的官员都是有权有势的所谓“热官”,该司的胥吏们也架子大、贪欲大。他们曲解“选法”即选拔官员的法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地方官员,因而暴富。

  恽世临是个精细之人,他时时记得酒店里那名胥吏讲的狂话,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们当作被驾驭的、可悲可叹的“骡子”,遇事都要仔细核查,严防胥吏们弄鬼。胥吏们想舞弊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捞到油水。

  恽世临这位正六品的主事,断了胥吏们的财路,他们“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书其名于壁”,只能把恽世临的名字倒写在墙上,以低劣的手段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可笑。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

  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也离不开胥吏。如此一来,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惊动皇上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探听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跟有关官员进行交易。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都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

  直隶、江南、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乾隆帝对有关总督、巡抚从轻处理,免于查究。但对泄密的书吏则严肃处置。

  以上军机处书吏为一己之私而泄密于地方官的一连串事件,在古代官场具有典型性。而为出卖情报而泄密的,又何止清代军机处的书吏!

责任编辑: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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