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书文：忠孝两全的革命母亲

采访团与尹书文老人合影（一排中间为尹书文老人）

　　在河北献县临河乡，有这样一位老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毅然与丈夫张清欣一起挺身而出参加抗战武装。1942丈夫壮烈殉国后，她强忍悲痛，擦干泪水，在极其残酷的战争中，一面继续坚持对日作战，一面悉心照料自己的婆婆。当党组织劝说她破除封建思想，考虑第二次结婚时，她竟然提出：我要改嫁，得有条件：第一对方必须是抗日军人，敢打鬼子，替烈士报仇；第二要带上婆婆，对方得像亲儿子一样对待丈夫的母亲……

　　这位老人叫尹书文，今年已经98岁高龄，人们亲切地叫她“革命母亲”。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献县文化研究会抗战老兵走访团一行满怀崇敬之情，看望了这位抗战老兵、革命母亲。

　　1917年，尹书文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扛长工，母亲到天津给大户人家当乳母，年幼的哥哥抱着她四处讨饭。童年的不尽苦难，造就了尹书文顽强、坚韧、不畏艰难的性格。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沿平大公路南进，很快占领献县。在民族危亡之际，尹书文毅然和丈夫张清欣一起参加抗日队伍。张清欣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献县最早党员之一，不久，他和本村另一位党员李德山在临河村建立党支部，秘密在献县抗战八区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抗日思想，帮助附近各村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军参战。

　　由于尹书文对敌斗争顽强、勇敢、机智，工作出色，1939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尹书文又与高芳书等12名共产党员参加献县县委在临河乡东三角村组织的对敌斗争党员骨干培训班。

　　回村后，尹书文担任临河村妇救会主任、村长。为支援抗战，尹书文领导妇救会发动群众，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袜，和姐妹们一起织土布，送给抗日队伍做军被、军衣。她还组织识字班，宣传抗日救亡，并先后发展刘亚丰、张士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受张清欣、尹书文影响，临河村村民参加抗战的热情空前高涨，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妇女碾军米、送军粮，积极支援前线，少年儿童站岗放哨、送情报……全村一百多户，几乎家家都住过八路军伤病员。在极其困难的抗战环境中，尹书文不顾生命危险，为伤员安排住处，寻找药品和鸡蛋、红糖、白面等营养品，她曾先后掩护照顾过孙谦、赵如璋、马光斗等多位革命干部。

　　尹书文认真贯彻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按照土地肥沃、贫瘠、盐碱、易旱易涝等情况，将地块分成不同等级，并根据各家占有土地多少，实行不同的征粮标准，在她的带动下，村里群众积极缴纳抗战爱国公粮，一些富农地主也主动多交公粮。为了避免敌人抢粮，她组织村民把公粮分散存放，由村粮秣主任统一管理，根据抗日政府需要随时调配。这样一来，即使一个存粮点暴露，日伪军也搜不出多少粮食，其它存粮点的粮食则不损失一颗一粒。

　　1942年9月22日，日伪军突然袭击献县临河乡参军镇村，尹书文的丈夫张清欣当时担任献县抗战八区区委书记。他在与敌人战斗中，头部中弹负重伤。张清欣不顾伤痛，与马子馨、樊章、胡来民、谢玉当等其他抗日干部坚持战斗。日伪军见从正面进攻无效，就绕到院子后面，爬上房子，把屋顶捅开，点燃杂草往屋里扔，并不时向屋内射击，张清欣、樊章同志先后壮烈牺牲。

　　丈夫牺牲后，尹书文无比悲痛，但她没有被敌人的野蛮杀戮所吓倒，这更坚定了她抗战到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丈夫报仇的决心。尹书文的丈夫牺牲后，为便于她开展工作，县委调尹书文到献县城厢区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为照顾张清欣烈士的母亲，尹书文又主动要求重回八区工作。当时的献县县委书记薛坦赞扬她的高尚品德和党性原则，并表示县委一定会尽力帮助她照顾烈士一家，有问题只管反映，绝不能让烈士家属遭苦受难。尹书文则说，自己不用什么表扬，替张清欣烈士尽孝，是自己的责任，不用党的照顾也能侍候好婆婆！

　　尹书文重回献县抗战八区后，一面继续坚持对敌斗争，一面照顾婆婆。革命者也不是石头、铁块，同样有亲情，同样需要家，八区党委领导看到她的艰辛，就劝她改嫁，重新成个家。面对战友们的好心劝慰，她说抗战不胜利，不改嫁，自己要为丈夫报仇，替烈士尽孝，照顾婆婆。后来，区领导反复劝说，鼓励她不要受封建婚姻思想遗毒影响，要以革命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她表示要改嫁也行，但有两条：第一，对方必须是个抗日军人，敢打日本鬼子，能为丈夫报仇；第二，对方要同意自己带着婆婆改嫁，能像亲儿子一样孝敬自己的婆婆。

　　1944年秋，经献县县委薛坦同志介绍，尹书文与献县第八区抗日游击队长张丙金相识。1944年冬天，献县县委在临河乡河堤村召开会议，县区领导决定在会场为尹书文、张丙金举行一场革命婚礼。

　　尹书文在婚礼会场说：“我改嫁的目的有三个，一是能够更好的为抗战工作，二是能够更好的照顾婆婆，三是能够更好地打击日本鬼子，为烈士报仇。”她的讲话鼓舞了所有与会者。老党员刘桂荣曾回忆说：“听到尹书文的讲话，大家心情激愤得不得了，我当时就哭了，人家改嫁不为自己，为党改嫁，为婆婆改嫁，为烈士改嫁。”婚礼俭朴、隆重，婚后不久，张丙金调到县大队一中队任中队长，尹书文继续留在八区，一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悉心照料自己的婆婆。

　　当时，献县县委驻地临河紧临大章村，大章据点对我抗日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44底，献县县委决定拿下这个据点。尹书文接到命令后，与另一位抗日女干部李连君化装成民工，悄悄潜入大章据点，利用做饭的机会，秘密侦察据点日伪军数量、地形。当了解到个别伪军有投诚的心思之后，她和李连军冒着生命危险，做这几个伪军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尹书文回村后，把这些情况详细汇报给献县县委。献县县委决定里应外合，一举端掉这个据点，尹书文和李连君再次秘密潜入大章据点，与打算投诚的伪军约定好时间和联络信号。在攻掉据点时，尹书文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第一个冲上炮楼，首先击毙负隅顽抗的两名日本兵，随后带领八区小队一举端掉了大章据点。

　　攻破大章据点后不久，冀中八分区党委在临河组织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日伪军得到消息后前来扫荡，县大队接到军分区命令，全力阻击日伪军，确保抗日干部和八分区机关安全转移。张丙金奉县大队命令，率一中队顽强还击，坚持战斗三个多小时，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为县区干部顺利转移赢了宝贵时间。在这次战斗中，李书田、王云庆两位抗日战士光荣牺牲。

　　看着烈士的遗体，想到自己的丈夫张清欣烈士，想到一位位壮烈牺牲的战友，尹书文禁不住热泪盈眶。她和本村几个妇女找出最新的土粗布，拆掉自己家的棉衣，取出棉絮，给自己的战友缝制最后的衣服。

　　她和姐妹们拿棉布蘸水给两位烈士小心地擦试，先把脸上的尘土擦净，再然后小心翼翼地擦拭伤口血迹，然后给烈士擦拭后背、洗手、洗脚，整理两位烈士零乱的头发。两位烈士已牺牲整整一天，身体僵硬，衣服根本穿不上。尹书文又把衣服一片片剪开，铺在烈士身下，把烈士遗体裹好，然后一针一针的缝合。

　　此后，丈夫张丙金随军转战各地，抗战胜利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尹书文一面继续参加对敌斗争，一面照顾自己的婆婆，直到解放后婆婆去世。

　　张清欣烈士的父亲早年闯关东，杳无音信。解放后，却突然回到家乡。妻子已经不在，儿子牺牲多年，儿媳尹书文从来没见过面，而且早已另有家庭，人家怎么可能承认自己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公爹，想到这些，张清欣烈士的父亲万分悲痛。听说张清欣烈士的父亲回到家乡，尹书文也感到非常意外。

　　乡亲纷纷劝她：“你把张清欣烈士的母亲养老送终已经非常不容易，再认这个公公得增加多少负担，现在日子这样困难。可别再给自己找累找罪受了。”

　　尹书文则说“要是清欣还在，他会不管自己的父亲吗？虽说没见过面，可清欣的父亲也是我的公公，现在他老了，无依无靠，我能不管吗？抗战时期，那么艰难，那么危险，我都挺过来了。现在，多养一个人又能怎样，我不能不替清欣尽孝。”

　　见到张清欣烈士的父亲后，她一连磕了三个头，跪在地上说：“爹，你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孝敬你，替清欣侍候你养老。”

　　那个年月，物质匮乏，日子极端困难，尹书文与张丙金已有了三个孩子，夫妻二人除了工作、开会，还要经常多干劳累活、重活、脏活，以多挣些工分。他们舍不得吃细粮，省下来给公公和孩子们吃。她说公公年岁大了，应该多吃一些好东西，孩子们还小，长大后的好日子还很长。虽然日子极其困难，她还是想办法为公公改善生活，蒸馒头、擀面条、包饺子、烙饼，把仅有的一点白面留给公公吃。夏天，她提前为公公准备好单衣，冬天，早早把棉袄拆洗干净，缝补好。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回首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党员得讲风格，人得讲良心。清欣为抗战而死，我们仅有的一个孩子，在残酷的战争中，得病却没能及时医治而死掉。我得对得起清欣，替他尽孝。”

　　尹书文老人为人谦和、低调，从不以抗战功臣自居，从不主动讲自己往事。解放后，她当年的许多战友都成了高级干部，但即使日子再困难，也从不向他们开口寻求帮助。文革时期，尹书文被打成右派，造反派逼迫她说出所谓“当年抗战时的内奸同伙”，她只有一句话：“我不能连累好人”。　

　　尹书文一直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她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经常教育儿孙，现在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你们要争气，自立自强，遵纪守法，孝敬老人，热爱国家。在她的支持下，大儿子张增云于1970年参军入伍，报效国家，直到1977年初服役期满回家。大儿子参军两年后，小儿子张增起也想参军，当时张丙金、尹书文老人将近六旬，挑水、推磨等力气活干起来已有些力不从心，但一想到珍宝岛战争刚过去，国防不太平，自己是党员，不支持儿子参军于情于理都不通。她又毅然支持小儿子参军，保卫国家，小儿子在部队干得很出色，被提拔为军队干部。

　　2005年，国家在一些省份搞免除农业税试点，村里部分群众在听说这一消息后，对于是否继续交公粮产生了怀疑，村里征公粮遇到了困难。尹书文老人听到征收广播后，对儿子说：“我这里有400块钱，你拿去把公粮交上，我不能看别人，党员就应当带头！”

　　每当逢年过节，县乡干部来看望尹书文老人，问她有什么要求时，老人总是很平静地说：“想当年，打日本，闹革命，就是盼着中国人不受气，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的愿望都实现了，还能有什么要求。”

　　走访结束了，可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尹书文老人平和、慈祥的面容不时浮现在眼前……（此文原标题为：谁说忠孝难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