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工人诗歌的死亡主题及许立志之死

　　本文节选自秦晓宇编选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的序言，题目为笔者所加。原序长达45000字。

　　先扯点別事。刚入大一那年，我拿着一本在旧书摊购买的古诗选集，向古典文学老师请教一句诗的解释。——我的老师，是专心于学问的。他一向着颜色单一而深的衣服，坐在讲台下面的我们，凭肉眼也判断得出那料子却是极好。

　　古典文学老师把我的书拿过去翻了翻，说：此书不值一看。我吓了一跳，问：何以见得？老师说：一本选集的序言还不足三页，可见编选者是极不用心的。然后老师把序言长度与选集质量的关系说了一通。这话竟在我心头扎下根来。此后买书，首先便看序言的长度。如果是作者自己的著作，那序言往往是不必太长，应让作品本身说话。然而对于集众人作品的选集，序言越长，选集的质量通常也越高——数量首先就说明了编选者的态度；而且，编选一本书，编选者本人必须要有深刻的问题意识，要有一套完整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每篇作品的理解也务必深入……这些岂是三两千字说得清楚？

　　你完全可以找出一些例子来反驳这个判断。但我老师教的法子，于我却是屡试不爽。

　　回到《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上来，你就知道我要说些什么。

　　腾讯文化与中国传媒出版商报联合评出2015年度十大“华文好书”，于12月16日揭晓了第一本，即是《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评委会给这本书的颁奖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工人和农民工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创造者群体。在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他们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这些诗感情真挚，思考深刻，韵律优美，直指人心，却像他们的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这本书收入的工人和农民工诗歌代表作品，和当代诗歌的代表作品相比，毫不逊色。”

　　我个人觉得这部有着拓荒性质的工人诗典，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然而，我说得再多也没有用，还是把一切交给作为读者的你去判断吧。

　　但仍要补充说一句，秦晓宇先生在参加英国血斧出版社《当代中文诗选》的编选工作时，为其写作的序言长达二十多万字，最后独立成书出版。 

　　工人诗歌的死亡主题及许立志之死

　　秦晓宇

　　工人受到的最大伤害莫过于死亡，死于事故或职业病。陈年喜做了十六年巷道爆破工，可谓九死一生，他像胜利油田的马行一样，走遍了大漠荒山；不同的是陈年喜是个四海游击的农民工，国企的矿、私营的矿他都干过，不过每座矿干的时间都不长，一旦工作面比较危险、难度太大或遭遇欠薪，他就另谋他就。他曾跟国企工人一起工作，发现后者干得少赚得多，有时只是监工，处处高他们一等，仿佛工人之间也有阶级差别。他的诗里完全没有马行那种“超人”精神，这是处境、心态决定的，跟他是不是一条好汉无关。作为一名爆破工，陈年喜把洞穴深处与岩石打交道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新诗；这既是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又是能唤起原始场景的经验。十六年了，这样的经验他无比丰富，生活却没有多大改善，就像他艰难掘进的巷道，许多时候并没有出路。他写过一首《杨寨和杨在》，杨寨是一处金矿之名，杨在是协助他爆破的伙计，有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的前面/跑成了一团雾”，这“雾”有爆破的现场感，又隐含着一个死亡的谜团。在这首诗中，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被不着痕迹地改写成：“东面的山坳里竖起了酒旗/而西坡的亡幡已不堪拥挤”。时代在变，农民的根本处境却没有变，贫富差距亦不变，这就是农民工诗歌中很强的宿命之感的由来，正如《杨寨和杨在》结尾所写，“雪没了冬天还在”。1992年张守刚在内蒙古乌达的煤井下挖煤，目睹工友死于塌方，“在矿灯微弱的光亮里”，他看见工友扭曲的脸上“那一层煤灰/在脱落”（《1992：蒙古乌达》）。工友的生命何尝不是这“煤灰”，无足轻重、不为人知地“脱落”了；而农民工诗歌不就是“矿灯微弱的光亮”吗？照向中国深处，让我们借此看见“煤灰”般逝去的无名者的生命细节。国企煤矿工人老井在地心深处浪漫地想象“蛙鸣”的田园风光，而农民工张守刚“在煤矿中看见的只有黑暗/和恐惧”，其中的差异令人深思。跟煤灰的脱落类似，在《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中，许立志将一颗螺丝的坠落与一名工人的陨落相类比，因为都是那么直截了当，微不足道。

　　死亡主题对于农民工诗人来说，是漂泊的绝望、底层的困境、生活的惨败、异化与创伤之严重的震惊化表达，正如许立志《进城务工者》所写：

　　多年前

　　他背上行囊

　　踏上这座

　　繁华的都市

　　意气风发

　　多年后

　　他手捧自己的骨灰

　　站在这城市的

　　十字路口

　　茫然四顾

　　寥寥几笔，将“进城务工者”塑造成一个剥去所有个体特征的抽象存在，却也因此涵盖了一切农民工。这首诗可分为对比强烈的上下两阕。上阕勾勒出一个满怀希望进城打工的寻常画面；下阕以震惊手法描绘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结局。然而非荒诞至死，不足以写出那种刻骨的悲愤与绝望，以及无限苍凉的宿命之感。两阕合而观之，就是任何一个进城务工者的人生剪影，就是一部城市迫使进城务工者从希望走向死灭的传奇，就是一座无名打工者的纪念碑，就是亿万农民工早已注定的悲剧命运。而结尾表达了对此的困惑与忧思：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城市、进城务工者该何去何从？许立志的《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完全抄袭了某一花生酱的产品说明书。我曾断言，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很多可以共享的观念和手法，但毕竟是两码事，譬如现成品艺术在文学中就不成立。而这首诗令我改变了看法。花生酱的生产说明书即花生的死亡报告，当我们以这样一种可怕的视角阅读这份说明书时，它就具有了令人战栗的陌生化效果：花生酱之生产即花生之死亡，生产者即谋杀者，厂址即死亡地点，而结尾处的生产日期无疑便是死亡日期。还有什么词语能比“生产”更奇险、更恐怖地写出“死亡”？而且这首诗绝不仅仅写花生之死，更是以比兴手法借物抒情，用花生被压榨成花生酱来“说明”工人被压榨至死的命运。诗人只加了个标题，一份毫无个性、情感与文学性可言的产品说明书就变成了一首后现代主义的好诗，传递出强烈而深邃的批判意识与抒情意味。这两首诗都有独特的形式感，但这并非纯形式主义的装饰设计，而是服务于甚至必要于表达的需要，建构深层诗意。不过和当代多数诗人不同，像许立志这样的农民工诗人从来不是在一间高雅的，由各种理论与流派构筑的文学实验室里进行创作；他们的诗，萌生于被现实逼出的灵感。

　　90后诗人许立志

　　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纵身跃下，“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10月1日0点0分，他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条微博“新的一天”，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天。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我倾向于将其理解成一名底层打工青年的绝望之举。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又译作涂尔干）在其代表作《自杀论》中，严厉批驳了那些简单地将自杀归结为心理机能因素、天象因素以及行为模仿的理论，他用大量事实和统计数据说明，“自杀者的行为乍一看是个人性格的表现；实际上，却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是该社会条件的外在表现”。他的一位卓越的当代同行布尔迪厄在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中，同样深刻地揭示了个人痛苦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不幸，看似主观层面的冲突和危机，却体现了社会世界的深层矛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疾苦”。许立志选择的正是富士康最流行的自杀方式：跳楼。对于这种死法，《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曾云淡风轻地描写过。

　　作者简介：

　　秦晓宇，诗人，诗歌评论家，诗话作家。《我的诗篇》诗集编者，同名纪录片导演。著有《虚度》、《夜饮》、《长调》等诗文集，新诗话作品《七零诗话》，诗论专著《玉梯——当代中文诗叙论》。与诗人杨炼、英国诗人W.H.Herber共同主编当代中文诗选本JadeLadder（英国血斧出版社）。2012年起担任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评委，2013年应邀参加第44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来源：“家山破”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