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右二）在氟化氪激光装置前指导工作
王淦昌，1907年5月生于江苏常熟县枫塘湾，是一位世界级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王淦昌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理系学习。就读清华期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让这位热血青年逐渐成熟起来。他在老师叶企孙那里获得了启迪：“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老师的话醍醐灌顶。王淦昌开始改变读书的目的，他努力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
1930年，王淦昌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毅然决定回国。有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王淦昌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
“我愿以身许国！”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核工作。1960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被调去九院，负责核爆中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王淦昌当即响亮地承诺：“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王淦昌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别亲人，一头扎进新创立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王淦昌坚持深入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经57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互相祝贺，王淦昌也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也有他的心血。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又成功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并取得成功。人们称王淦昌为“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
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王淦昌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他着急地白天深入两派群众中做工作，晚上又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研生产，使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978年6月，王淦昌调到二机部任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花费了相当一部分精力去加强原子能所的学术研究和行政领导，促使研究所的各项科研工作取得新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101实验重水反应堆的改建。他还积极促成了从美国引进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重水堆和回旋加速器之后，原子能研究所最大的一次工程建设，它对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王淦昌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98年6月，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
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他用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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