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引用的经典名句。习总书记说：“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泉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不知耻者，无所不为”的出处，是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魏公卿上尊号表》。
欧阳修画像
《集古录跋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金石学著作。
所谓“金石学”，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欧阳修画像“金”指的是青铜器，“石”指的是石刻碑碣。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也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等一般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欧阳修除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金石学的大家。北宋庆历、嘉祐年间，欧阳修历时18年，将自己所收录的夏商周以来的金石文字一千卷汇集起来，编成《集古录》；而后又为这些文字做了提要，附在这些文字之后，这就是《集古录跋尾》。
在《集古录》中，就有《魏公卿上尊号表》的碑文。《魏公卿上尊号表》，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百官劝进表》，记载的是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劝曹丕称帝之事。这些公卿大臣以尧舜禹禅让天下之事为由，劝曹丕顺应天命，取代汉献帝，成为天下的新主。而曹丕随后也就接受了百官的劝进，正式称帝，建立了曹魏政权。古代每逢大事，常有刻石为纪的习惯，于是就把表文刻在石碑之上。碑文共32行，每行49字，其书碑者，有人说是梁鹄，也有人说是钟繇。书法遒劲古朴，开启魏晋书风的先导，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不过欧阳修对《魏公卿上尊号表》的关注点，很明显不在其艺术成就上，而在这通石碑所记载的曹魏篡汉之事，以及那些公卿大臣联名上书，要汉献帝禅位的种种表演。所以，在《魏公卿上尊号表》的跋尾中，他只是简单地交代了一下关于书碑者所存在的争议：“右《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书，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尔，未知孰是也”，而后就转到了对“百官劝进”以及为此事刻石树碑的评价上：“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欤？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意思是：唉！读书读到曹魏篡汉的那些事，真是让人痛哭流涕啊！可是那些当事人居然把这件事用大大的字刻在巍峨的石碑上，看那意思是唯恐后人不知道似的。难道他们是把后世人都当成傻子吗？不是啊，对于那些无耻的人，他们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向来为后世所称赏。作为一个自幼受“忠君”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儒家正统知识分子，“篡位”乃是突破其道德底线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他对于曹丕篡汉，以及那些上表劝进的公卿大臣，自然是非常愤怒。
随着时光的流逝，欧阳修所愤怒的具体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所说的“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却依然能够穿越历史，闪烁着中国文化特有的道德光芒。概括而言，欧阳修这句话的价值至少有两点：第一，它为我们标定了无耻所能达到的极限，这其实也就是孟子所谓“无耻之耻，无耻矣”，从而从反面说明了羞耻感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重要性。第二，它体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耻感文化”。
先说第一点：羞耻感的重要性。
正像欧阳修所总结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羞耻感，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水浒传》中的高俅，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在《水浒传》中，高俅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故事就是他对于林冲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高俅为什么一定要置林冲于死地呢？原因很简单：他的儿子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娘子，为之不思茶饭。为了让儿子的“欲望”得到满足，高俅遂对林冲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迫害。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高俅此前是认识林冲的，并且关系十分密切，因为陆谦在和林冲的对话中，对这一点有很明确的说明：“虽说高太尉手下有几个教头，谁似林教头这般大请大受。”但为了满足儿子的极其不道德的愿望，他居然设下奸计，诱骗林冲误入白虎节堂，而后抓捕林冲，准备问成死罪。这一计划因为有一个天良未泯的孔目孙定而没有得逞，高俅遂又买通押送林冲的两个衙役，准备在路上动手将林冲杀死。这一计划因为鲁智深的突然出现而搁浅，高俅于是又丧心病狂地纵容几个心腹人用火烧大军草料场的方式来栽赃林冲，陷林冲于必死之地。大军草料是朝廷的重要战略物资，在高俅这个北宋最高军事长官及其所谓“心腹人”的心理天平上，竟然还抵不过高衙内得不到林冲娘子而发出的一声叹息。在高俅这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水浒传》当中，高俅的故事是放在全书之首的，此后，若干好汉的命运——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等，都和高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何以如此？
中华书局出版的《水浒传》按照金圣叹的评价，是要让大家知道“乱自上作”的道理，也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社会的好坏，统治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站在“知耻”的重要性这一角度而言，《水浒传》把高俅那些无耻的行径写在作品开头，也是在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羞耻感重要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如果无耻之人身居高位，对这个社会又会造成怎样难以估量的危害。
再说第二点：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耻感文化”。
中华书局出版的《水浒传》
《水浒传》中的高俅，当然出于作家的虚构，但文学作品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中国历史上，高俅这样的无耻之人其实并不罕见。怎样才能尽可能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从先秦开始，中国文化就特别注重培养人的羞耻之心，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知耻”传统。
《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把让百姓知道羞耻作为国家的根本之一。
谈“耻”谈得最多的当属儒家。比如，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哉？”——怎样就可以叫做“士”了呢？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孔子的回答其实就两点，一是内心有操守，知道什么是羞耻；二是要有良好的技能，能够为社会做事。又如，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尽心上》）”意思是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如果一个人连羞耻之心都没有的话，那就真的是无耻了。
先秦是奠定中国文化思想格局的时代。自先秦开始，“知耻”的传统在中国一以贯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有着世界性广泛影响的名著《菊与刀》中就提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东方的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尽管本尼迪克特的许多说法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命名，确实比较传神地把握了东西方文化在道德自持方面的核心差别。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原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按照《圣经》的说法，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所以人类都是生而有罪的，人类只有以自己的虔诚和劳作，才能获得救赎。但东方的“耻感文化”不同。与西方相比，东方社会道德人心的维系，并不依赖于上帝，而更多地依赖道德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舆论为代表的外在力量的约束，另一方面则来自个体内部的道德约束。对于羞耻感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明朝学者吕坤在其《呻吟语》中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叫做“五刑不如一耻”，意思是再严酷的刑罚，也不如让百姓懂得羞耻的重要性。人知道什么是羞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能明辨是非，这比犯了法进行处罚更加重要。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能够始终不断流，并以“礼仪之邦”屹立于世界之中，这种独特的耻感文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民思想道德水平，赋予耻感文化以新时代的内涵，它就一定能承担起新的使命，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源泉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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