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我还要强调一下家风问题。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
“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的出处，是北宋赵湘《南阳集》中的《本文》篇。
赵湘是北宋著名文人，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对宋诗及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是一篇文论，“本文”就是“探究文章根本”的意思。其大意，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要想作文，先要做人，所谓“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想要教化天下，一定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族，端正自身的品行，这是圣贤之道，是做人的根本。根本坚固了，文章才会好，后世那些不在圣贤之道上下功夫，而津津于文章技巧的人，都是舍本逐末。
以上是“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的出处和上下文语境。
这句话虽然出自赵湘的文章，但推究其本源，还应当上溯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所谓“八条目”，即人生修养的八个步骤。这“八条目”又可以分为两类：“格致诚正”乃是内修的功夫，“修齐治平”乃是外修的功夫。
对照《大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赵湘的“古之人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与《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相比，只少了一个“治国”的环节，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分封建国的制度在秦汉就已经废除了，诸侯国这个政治单元已经不复存在了。赵湘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观念，这就是，个人品质的道德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修己乃是治人的前提。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就要从自身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渐次扩展到整个国家社会中去。
从赵湘《南阳集》所留下来的诗文，以及后人提到赵湘时所做的评价来看，赵湘不但是自己认真相信这些、认真施行这些，并且也把这些作为家风传给了后世子孙。虽然他34岁就英年早逝，除《南阳集》外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东西；不过，好在他有一个极其出色的孙子，就是在当时与包拯齐名，被称为“铁面御史”，后世以“清白文化”而著称的千古名臣赵抃。在血缘与信念的传承中，让我们看到了优秀家风的力量，看到了道德之本所能开出的灿烂之花。
赵抃为官清廉。他出任成都转运使，随身只带一琴一鹤。后来称人为官清廉，常用此语。赵抃在渡四川清白江时，看到江水清澈透亮，船行至江中，他发誓说：“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此后，这条江被称为清白江，成都市青白江区又因清白江而得名。?赵抃白天处理完公务，每到晚上，必要焚香拜天，口中念念有词。有人好奇，问他在向上苍密告什么，赵忭笑笑说：“哪是什么密告呀！无非是将自己白天做过的事，一件件一桩桩地在心里说上一遍，借以反思。倘若一个人在那种场合都不好意思启口，那就说明他必定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自己就需要警醒了！”?赵抃官至参政知事（副宰相），却一生“不治家产”，过着俭仆的生活。他的膳食以蔬菜为主，不得已也只是增添一碗肉罢了。
赵抃不仅严于律己，对子孙族人也严加约束。赵抃在衢州的房子很狭小，弟侄为了讨好他，曾以高价买下毗邻的房子拓宽府第，他知道后立即让弟侄退房。为了教育子侄，他还特别写了一首诗进行诫勉：“进欲安舒退欲恬，要将高行与文兼。吾门自昔传清白，盛世于今重孝廉。孔氏性情归利正，仲舒仁义事摩渐。人生试看无闻者，徒尔区区岁月添。”（《信笔示诸弟侄子孙》）他的高标懿行，在当时就被人们奉为表率，像同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宰相韩琦评价其为“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称赞他是世人的榜样，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比不上。赵抃死后，大文豪苏东坡在为他所写的像赞中，赞誉其人品操守“玉比其洁，冰拟其莹”，并虔心尽意地为他写下了长达三千五百字的《赵清献公神道碑记》。清代浙江总督李之芳为赵抃祠题匾“官箴师范”，清末衢州知府谭瑞东誉其为“第一流人”。
包拯塑像
其实，不仅仅是赵湘、赵抃，在中国历史上，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特别注意以良好家风来约束后世子孙者代不乏人。比如《包拯家训》就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郑氏规范》云：“子孙倘有出仕者，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怃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恳恻，务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严于修身，注重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精英人群为什么如此看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自己家庭的约束呢？这里面透露出的实际上是儒家自觉而深厚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是说没有好的道德修养就不能成为一般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而是说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人，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位者如同风，在下位者如同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
作为封建社会中长期作为官学的儒家思想，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及，就使得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功夫，不仅成为精英人群应当完成的自我修养，而且也成为中国民众对于精英人物道德品行的一种天然要求。
时代发展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别。但是，文化中最深刻的部分，也就是心理文化这个部分，却有着很强的基因遗传能力。中国传统的精英比如士大夫、乡绅阶层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文化观念上，中国人对于精英人物的看法，是有连贯性的。这也就造成了我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的道德要求远比西方要高。西方的精英人物，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做最好的自己，努力奋斗，建功立业，他们回馈社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纳税和捐款，是用金钱的方式来实现的。只要做到了这些，即使他们在私德上有一些问题，民众似乎也不大追究。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儒家心怀天下的理想，中国老百姓对于精英阶层的特殊要求，都决定了中国的精英人群不仅要在生活方式上是人格表率，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并非是中国民众对于精英人群的一种苛责，而是中国传统对于社会精英要求的当代表达，是中国精英必须面对的一个刚性文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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