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过的。习总书记说：“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难道还不是政治吗？还用得着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吗？‘新松恨不高百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杜甫草堂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出处，是杜甫的《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严郑公”是杜甫的朋友严武，因为军功被封为郑国公。从题目就知道，这几首诗是作者到成都草堂的路上写给严武的。诗歌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4）的春天。此前两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因为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乱，所以杜甫被迫离开成都草堂，避难于梓州、阆州等地。到了公元764年，杜甫的老朋友严武再度出任成都兼剑南节度使，来信邀请杜甫，杜甫于是决定重返成都。在回成都的路上，杜甫想到已经离开三年的草堂，不知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又想到自己这几年漂泊转徙的生活、日渐衰老的身体，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就写下了这五首诗，一则表达对严武的感念，二则抒发心中的感慨。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话，出自其中的第四首。诗歌不长，所以我们全文揭引如下：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全诗虽然很短，但真要把它说清楚，还真得对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环境有所了解才行。杜甫在成都所居住的草堂，是临水而建的，水边有围栏，杜甫叫它“江槛”。当时的杜甫身体已经不是太好，所以自己就在水边开辟了一块地，亲自种了一些草药。为了避免水涨起来把药田冲毁，杜甫还在药田边筑起沙堤，竖起围栏，杜甫把它叫做“药栏”。和李白一样，杜甫对道教很有兴趣，有时也自己动手，试图炼出长生不老的紫金丹。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还在草堂种下了四棵松树。这几样事物，经常出现在杜甫的诗中，所以读杜甫的诗，特别是他在四川的诗，你是一定要去杜甫草堂看一看的，这能为理解他的诗提供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情境。
在对杜甫和他的草堂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这首诗歌了。它的大意是说，当年我常常苦于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它连同江槛一起，已经都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还有我当年亲手种下松树，真希望他们已经长到千尺之高；而那些芜杂疯长的竹子，哪怕已经有万竿之多，也一定全部加以铲除。今后我这把老骨头，就全都托付给严大人您照顾啦；容颜衰老，浑身是病，怕是和炼丹药的瓶子罐子再也分不开了。这三年来，我东奔西走，四处漂泊，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当年经常读《行路难》，等到身历其事，才相信人生的坎坷、世事的艰难。
综观全诗，写到了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写到了对过往颠沛生活的感慨，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使得整首诗情韵悠长，意味深厚。醇厚的情感，配上老杜稳重匀称的辞采，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
但这首诗给我们带来的，远不止是一首好诗而已。这首诗还带来了杜甫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思考。这种思考，特别突出地体现在这首诗的颔联，也就是习总书记所引用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之中。这两句诗，虽然表面上说的是松树和竹子，实际上却别有寓意。这个“别有”的寓意，就是清人杨伦以及沈德潜在《杜诗镜铨》和《唐诗别裁集》中所指出的“扶善疾恶”“扶君子、抑小人” 的殷勤寄托。在作者看来，松树朴实挺拔，四季常青，正代表着品行高洁的君子；而竹子腹中空空，嘴尖皮厚，正代表着那些鲜廉寡耻的小人。从作者的意愿出发，当然是希望君子们能够从容生长，小人们能够被芟夷殆尽。但实际情况却常常相反，就像几乎是见缝插针、野蛮生长的竹子挤压了松树的生长空间一样，小人们常常是呼朋引伴、联袂以进，君子们反倒常常被挤压得没有容身之地。诗人身处乱世，面对这种国之干才难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登场、弹冠相庆的情形，感慨系之，爱憎之情不觉溢于言表。严武当时已经出任成都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作为严武的老朋友，在诗中写下这样的话语，既是在说自己的家事，同时也语带双关，向严武提出希望他“扶善疾恶”“扶君子、抑小人” 的建议。按照山东大学杜甫研究专家孙微教授的考证，杜甫不仅借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语带双关地向严武提出“扶君子，抑小人”的建议，后来更是把近几年在西南的所见所闻提供给严武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人事方面的建议都得到了严武的采纳。
站在历史的高度，“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唐朝、川蜀这一时一地，而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就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小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要想有所作为，一定离不开两件事：一方面，对那些好的人和事，要努力培植；另一方面，对那些坏的人和事，则一定要铲除殆尽，不给它们留下喘息之机。而在这两者之中，最不容易做到的，其实还是后者。因为奸邪小人与正人君子相比，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底线，无所不为，所以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会死灰复燃。这个道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历史学家左丘明指出来了。在《左传》中，他假借君子之口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一首诗，一句格言，能够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杜甫对于国家朝廷的一片赤诚之心，能够让我们懂得一个治国理政的道理，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但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对于我们个人的修为，也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方面是说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说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作为个人，我们也时常在内心深处面临着“新松”与“恶竹”的较量。“新松”是人性中善良的部分，它高洁美好，但培植起来其实是很费力的；“恶竹”是人性中堕落的方面，它不那么美好，但生命力极其旺盛惊人，你稍不注意，它就会滋长蔓延。我们要想让自己的一生不虚度，做一个有意义的人，就不得不对自己进行管理，这种对自己的管理，其实和国君对于国家的管理，道理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杜甫为什么要用“竹子”来比喻小人。很多读者，对杜甫的这个比喻会感觉有些奇怪，因为在我们日常的感受中，竹子代表着虚心、气节、坚忍、顽强的生命力，它与“梅”“兰”“菊”一样，是“四君子”之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在中国文化史上，从娥皇女英的传说开始，一直到现在，竹子的形象都很好。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在杜甫的那个时代，竹子的文化形象还没有那么固定，所以在使用上还是有很大灵活性的。竹子与松树、梅花被并称为“岁寒三友”，始于宋代的林景熙，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垒土为山，种下了松树、梅花、竹子，称它们为“岁寒友”；到了明代，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从此，梅、兰、竹、菊才被称为“四君子”，其文化形象才定格在了“君子”之上。即便如此，明代大学者解缙还是写了一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讽刺那些华而不实、徒逞口舌之利的人。说到底，自然界的动植物哪里有什么品格？都是自然属性而已。人类赋予它们种种品格，不过是借物喻人罢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过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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