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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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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上,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要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道理,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

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

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出处,是《国语·周语》中的“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篇。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一般认为此书的作者是春秋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左丘明。《国语》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具体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话,其上下文语境是这样的:周敬王十年(前509),刘文公和苌弘想扩建、加固成周城(东周都城洛邑的东城,在今河南洛阳),因为周王室衰微,财力薄弱,就向晋国求助。晋国的执政者魏献子答应了刘文公与苌弘的请求,准备召集诸侯,商量修城的事情。这时,卫国的彪傒恰巧来到周地,听说这件事,就找到了周敬王的权臣单穆公,表达了反对意见。他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谚语“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一件事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像登山一样,需要付出持久而艰苦的努力;但要是向坏的方向发展,那就像山崩一样,局面很快就无法挽回了。夏朝、商朝如此,周朝恐怕也是这样。如今看周朝的天下,自从幽王以来,已经被败坏得差不多了,这是天要周朝灭亡。如今要修城以延续周的气数,这是逆天而动;不但对周朝的国祚无益,还很可能招致灾祸。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话的出处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彪傒会如此反对刘文公、苌弘等人修建成周呢?这就需要我们把彪傒的话放到修城一事的前因后果中去看了。这样不但能明白彪傒说这句话的原因,也能使我们理解“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深意。

  原来,刘文公、苌弘要修筑成周城,主要是为了防范周敬王同父异母的兄长王子朝。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气宇轩昂,有王者风范。和懦弱且风貌欠佳的嫡长子王子猛比起来,周景王更属意于王子朝。他想立王子朝为太子,但大臣单旗等人竭力反对,认为太子废立乃国之大事,王位传嫡不传贤。公元前520年夏,周景王下定决心,欲更立太子之位。但未及颁诏而暴病,景王自知必死,以大夫宾孟为顾命大臣,遗诏传位于王子朝。周景王卒,大夫单旗、刘卷认为若立王子朝,他们必然失去权势,于是派剑客刺杀了顾命大臣宾孟,立太子猛为王,是为周悼王。王子朝不服,发动政变,将周悼王杀死(一说周悼王是自己病死的),自立为王。单旗这一派大臣自然不能甘心。他们联合晋国,拥立悼王的弟弟姬匄(gài)为王,这就是周敬王。双方缠斗了四年之后,周敬王在晋国的帮助下获胜,王子朝出逃楚国。王子朝出逃的时候,带走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周文化也因此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浩劫,这就是历史上的“王子朝之乱”。王子朝虽然逃走,但其羽翼仍在,又有楚国的支持,并且就住在距离都城成周很近的南阳,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发兵攻打洛邑。为了防范王子朝,刘文公和苌弘才有了修筑成周城的想法。

  明白了修城的前因后果,则彪傒反对修筑成周城一事,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彪傒看来,一个王朝的兴起,需要数代有德之君的勤勉付出,所谓“从善如登”;但一个王朝的毁灭,则只需一两个无德之君的放纵就够了,所谓“从恶如崩”。周王朝的兴起,从其先祖后稷开始,经过十几代的励精图治,才拥有天下;但从周幽王开始,骄奢淫逸,特别是他宠幸褒姒居然干出“烽火戏诸侯”的蠢事,已经把周朝的祖德祖业败坏得差不多了。如今面对群雄争霸、周王室日益衰落的局势,王子们以争夺王位为己任,大臣们视废立为儿戏,王室宗族骨肉相残,朝廷上下血流成河,更是把周王室最后的一点尊严都丢光了。这样的王朝,是不会得到上天的庇佑的。

  彪傒的话没人听,成周还是如刘文公、苌弘所愿得到了扩建。不过这座城池、这道城墙,果然无法阻止周朝衰败的命运。西周时期,天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幽王之后,礼崩乐坏,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各大诸侯国虽然不太把周天子当回事,但至少还保持着礼节上的尊重;到王子朝之乱后,周王室在诸侯面前颜面扫地,影响力呈断崖式下跌,各大诸侯国就对周天子完全无视,历史很快进入战国时期,周朝名存实亡,也就剩下个名号了。

  所以,彪傒的话,不是简单对修筑城墙这件事的评论,而是表达了自己对周王室的不满,以及对王朝兴衰规律的观察与把握;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话,更是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从善之难、从恶之易,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历史已经证明,这句谚语乃是千古不灭的金玉之言。正面的,比如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就曾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劝诫群臣,自己也以此自励,荡涤官场,倡导新风,刘宋政权也因此而振作,开创了“元嘉之治”的局面。反面的,比如唐玄宗李隆基。他也曾重用贤臣,整顿吏治,重视生产,厉行节俭,经过努力,唐朝在他的手中达到极盛;但到后期,他耽于享乐,任用奸佞,奢靡腐化,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葬送了自己一手开创的盛世局面,而其早年的功绩与英名也顷刻付之东流。

  为什么会“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呢?这与我们的人性有关。人是一种群体性动物,在群体生活中,那些有利于群体协作的特性往往会受到特别的赞赏,被赋予正面的道德价值,这就造就了人性中利他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个体,人又必须得到更多的资源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这就造成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人性的这两面,造就了我们善与恶的两种本性。在这两种本性的交战中,客观地说,前者常常是处于劣势的。CS路易斯的《魔鬼家书》中说:“通往地狱的那路其实并不陡峭——它坡度缓和,地面平坦,没有急转弯,没有里程碑,也没有路标”,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提升我们的道德感,让我们变得更好呢?克里斯蒂安·米勒在《人性的差距:我们有多善良》一书中,指出了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三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第一种是道德提醒。这既包括来自他人的提醒,也包括自我提醒。前者比如来自良师诤友的时时提点;后者比如放置案头,时时自我警醒的座右铭。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其实是知道何者为正确,何者为错误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常常会将它们忘记或忽视。道德提醒可以时时提点我们,让我们不要堕落。我们被提醒的次数越多,在下一次做事的时候,就更容易分辨对错。

  第二种是行为榜样。榜样可以让我们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还能给我们提供智慧和建议。王阳明是个好例子。当他在龙场处于人生绝境之际,就是用问“圣人处此,亦复如何”来帮助自己度过困境,开启了全新的人生境界。当我们面临抉择之际,一般来说,只要问一句:“榜样如果是我,他会怎么办呢?”你就能知道正确的选择是什么了。这不是鸡汤,而是来自于严肃的心理学实验。榜样确实会激励我们做出改变,变成更好的人。

  第三种是进行自我意识教育。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发现,当遇到紧急情况时,比如有人发生意外事故,周围的人如果不帮忙,我们也不大可能出手相助。原因就是我们很害怕在陌生人面前出丑。米勒说,害怕出丑,不仅仅是人们在青少年时期留下的习惯,也是妨碍人们帮助别人的一块绊脚石,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觉地进行自我意识教育,让自己成为在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的那一个,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走上向善之路。

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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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6日 08:34      来源:共产党员网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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