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上，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要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道理，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
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出处，是《国语·周语》中的“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篇。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一般认为此书的作者是春秋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左丘明。《国语》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具体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话，其上下文语境是这样的：周敬王十年（前509），刘文公和苌弘想扩建、加固成周城（东周都城洛邑的东城，在今河南洛阳），因为周王室衰微，财力薄弱，就向晋国求助。晋国的执政者魏献子答应了刘文公与苌弘的请求，准备召集诸侯，商量修城的事情。这时，卫国的彪傒恰巧来到周地，听说这件事，就找到了周敬王的权臣单穆公，表达了反对意见。他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谚语“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一件事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像登山一样，需要付出持久而艰苦的努力；但要是向坏的方向发展，那就像山崩一样，局面很快就无法挽回了。夏朝、商朝如此，周朝恐怕也是这样。如今看周朝的天下，自从幽王以来，已经被败坏得差不多了，这是天要周朝灭亡。如今要修城以延续周的气数，这是逆天而动；不但对周朝的国祚无益，还很可能招致灾祸。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话的出处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彪傒会如此反对刘文公、苌弘等人修建成周呢？这就需要我们把彪傒的话放到修城一事的前因后果中去看了。这样不但能明白彪傒说这句话的原因，也能使我们理解“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深意。
原来，刘文公、苌弘要修筑成周城，主要是为了防范周敬王同父异母的兄长王子朝。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长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气宇轩昂，有王者风范。和懦弱且风貌欠佳的嫡长子王子猛比起来，周景王更属意于王子朝。他想立王子朝为太子，但大臣单旗等人竭力反对，认为太子废立乃国之大事，王位传嫡不传贤。公元前520年夏，周景王下定决心，欲更立太子之位。但未及颁诏而暴病，景王自知必死，以大夫宾孟为顾命大臣，遗诏传位于王子朝。周景王卒，大夫单旗、刘卷认为若立王子朝，他们必然失去权势，于是派剑客刺杀了顾命大臣宾孟，立太子猛为王，是为周悼王。王子朝不服，发动政变，将周悼王杀死（一说周悼王是自己病死的），自立为王。单旗这一派大臣自然不能甘心。他们联合晋国，拥立悼王的弟弟姬匄（gài）为王，这就是周敬王。双方缠斗了四年之后，周敬王在晋国的帮助下获胜，王子朝出逃楚国。王子朝出逃的时候，带走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周文化也因此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浩劫，这就是历史上的“王子朝之乱”。王子朝虽然逃走，但其羽翼仍在，又有楚国的支持，并且就住在距离都城成周很近的南阳，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发兵攻打洛邑。为了防范王子朝，刘文公和苌弘才有了修筑成周城的想法。
明白了修城的前因后果，则彪傒反对修筑成周城一事，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彪傒看来，一个王朝的兴起，需要数代有德之君的勤勉付出，所谓“从善如登”；但一个王朝的毁灭，则只需一两个无德之君的放纵就够了，所谓“从恶如崩”。周王朝的兴起，从其先祖后稷开始，经过十几代的励精图治，才拥有天下；但从周幽王开始，骄奢淫逸，特别是他宠幸褒姒居然干出“烽火戏诸侯”的蠢事，已经把周朝的祖德祖业败坏得差不多了。如今面对群雄争霸、周王室日益衰落的局势，王子们以争夺王位为己任，大臣们视废立为儿戏，王室宗族骨肉相残，朝廷上下血流成河，更是把周王室最后的一点尊严都丢光了。这样的王朝，是不会得到上天的庇佑的。
彪傒的话没人听，成周还是如刘文公、苌弘所愿得到了扩建。不过这座城池、这道城墙，果然无法阻止周朝衰败的命运。西周时期，天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幽王之后，礼崩乐坏，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各大诸侯国虽然不太把周天子当回事，但至少还保持着礼节上的尊重；到王子朝之乱后，周王室在诸侯面前颜面扫地，影响力呈断崖式下跌，各大诸侯国就对周天子完全无视，历史很快进入战国时期，周朝名存实亡，也就剩下个名号了。
所以，彪傒的话，不是简单对修筑城墙这件事的评论，而是表达了自己对周王室的不满，以及对王朝兴衰规律的观察与把握；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话，更是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从善之难、从恶之易，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历史已经证明，这句谚语乃是千古不灭的金玉之言。正面的，比如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就曾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劝诫群臣，自己也以此自励，荡涤官场，倡导新风，刘宋政权也因此而振作，开创了“元嘉之治”的局面。反面的，比如唐玄宗李隆基。他也曾重用贤臣，整顿吏治，重视生产，厉行节俭，经过努力，唐朝在他的手中达到极盛；但到后期，他耽于享乐，任用奸佞，奢靡腐化，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葬送了自己一手开创的盛世局面，而其早年的功绩与英名也顷刻付之东流。
为什么会“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呢？这与我们的人性有关。人是一种群体性动物，在群体生活中，那些有利于群体协作的特性往往会受到特别的赞赏，被赋予正面的道德价值，这就造就了人性中利他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个体，人又必须得到更多的资源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这就造成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人性的这两面，造就了我们善与恶的两种本性。在这两种本性的交战中，客观地说，前者常常是处于劣势的。CS路易斯的《魔鬼家书》中说：“通往地狱的那路其实并不陡峭——它坡度缓和，地面平坦，没有急转弯，没有里程碑，也没有路标”，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提升我们的道德感，让我们变得更好呢？克里斯蒂安·米勒在《人性的差距：我们有多善良》一书中，指出了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三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第一种是道德提醒。这既包括来自他人的提醒，也包括自我提醒。前者比如来自良师诤友的时时提点；后者比如放置案头，时时自我警醒的座右铭。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其实是知道何者为正确，何者为错误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常常会将它们忘记或忽视。道德提醒可以时时提点我们，让我们不要堕落。我们被提醒的次数越多，在下一次做事的时候，就更容易分辨对错。
第二种是行为榜样。榜样可以让我们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还能给我们提供智慧和建议。王阳明是个好例子。当他在龙场处于人生绝境之际，就是用问“圣人处此，亦复如何”来帮助自己度过困境，开启了全新的人生境界。当我们面临抉择之际，一般来说，只要问一句：“榜样如果是我，他会怎么办呢？”你就能知道正确的选择是什么了。这不是鸡汤，而是来自于严肃的心理学实验。榜样确实会激励我们做出改变，变成更好的人。
第三种是进行自我意识教育。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发现，当遇到紧急情况时，比如有人发生意外事故，周围的人如果不帮忙，我们也不大可能出手相助。原因就是我们很害怕在陌生人面前出丑。米勒说，害怕出丑，不仅仅是人们在青少年时期留下的习惯，也是妨碍人们帮助别人的一块绊脚石，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觉地进行自我意识教育，让自己成为在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的那一个，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走上向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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