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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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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崇惟志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出处,是《尚书·周书》中的《周官》篇。

  “尚书”二字的意思,比较通行的解释,就是“上古之书”,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上古时期关于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尚书》向来以诘屈聱牙、古奥难懂著称,原因在于:一是它年代久远,语言形式和后来差异较大;二是国家公务文书,肯定要和日常生活拉开距离,文字必然更加正式而典雅。不过,难懂归难懂,对于过去的读书人来说,《尚书》却是一定要读的。因为相传《尚书》经过孔子之手编订,所以它也就与《诗经》《礼记》《易经》《春秋》一起并称为“五经”,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自汉代以来,它一直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典,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着极其尊崇的地位和极其重大的影响。

  具体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这句话所出自的《周官》篇,它是周公在消灭了殷商残部以及淮夷的叛乱,回到都城丰邑,代表周成王向群臣宣布的关于本朝职官制度的诰令,所以叫《周官》。《周官》除了对官职设立的理念进行说明外,还对一些重要官职的责任范围进行了规定,也对各级官员如何履行职责进行了训诫,立下了一些直到今天仍未过时的政治原则和规矩。“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意思是功高由于有志,业大在于勤劳。以此勉励群臣,要树立远大志向以及勤勉为政的态度,如此才能恪尽职守、不辱使命。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这句话的出处和背景就是这样。这句话无疑是一个真理,即想要建立一番功业,既要有高远的志向,同时也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志”与“勤”二者,缺一不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将脚踏实地。

  周公本人就是这句话的最好践行者。周公之志是什么?虽然他没有集中地表述过,但综合《尚书》中他的所有言论,还是可以明确地感知到的,那就是承继父兄的理想,将周朝建成一个长久的仁爱之国。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这个志向展开的。为了这个志向,他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付出了恒久而不懈的努力。他勤政到什么程度?一个典故“吐哺握发”,把这其中的艰辛说得明明白白。当年他的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受封,临行时,他告诫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意思是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算是很尊贵了。但我洗一次头要好几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要好几次吐出口中的食物,起来接待到访的士人,就这样还怕失掉天下的人才。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拥有国土而轻慢贤人。正是因为付出了如此的辛劳,他才建立了伟大的功业。他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归结起来就是三样:军事上,他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维护了国家的安定;政治上,他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他制礼作乐,确立了此后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王、武王、成王是周朝的元首与象征,但周公才是这个王朝的灵魂与支持系统,周朝能有八百年基业,并对后世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周公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正因为如此,孔子对周公极其崇拜,将其视为人生偶像,一生都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的崇高志业。后世儒家将周公称为“元圣”,地位比孔子还要尊崇。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周官》所讲,是为政的道理。但“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适用范围,却不仅仅局限于为政。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要想做成,都离不开“志”“勤”这两样,即使文学艺术这种最需要天分的领域,同样也是如此。比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曹雪芹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是有着自己明确的美学志向的,这个志向,就是他在《红楼梦》第一卷中说的,要“令世人换新眼目”。为此,他付出了“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努力。写成之后,回味这其中的艰辛,他又有一首诗:“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塑像

曹雪芹塑像

  无论周公,还是曹雪芹,都是古代的例子。但这绝不是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格言,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恰恰相反,在当今这个时代,“志”与“勤”对于真想做成一番事业的人来说,是更重要了。因为要做成一件事的难度比以前并没有减少,但现实生活中对人的意志品质的各种损耗性因素却是大大增加了。在这个众生喧哗的年代,拥有“志”与“勤”,需要比以往更强韧的精神和自我提升的愿望。

  先说“志”。志向与目标不同,“志”是“心之所之”,是长期的、方向性的;目标是相对近切的、具体的。而在现代社会,我们绝大多数人自幼就一直是在阶段性目标的驱动下成长起来的,而这些目标说来说去就是好高中,好大学,最终指向一个好工作,而好工作的标准又无非是能赚钱并且稳定。简单来说,这些目标指向的其实都是功利,是家长、学校、周围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并不和我们的心灵与兴趣发生关联。青少年是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在培养志向方面所受的教育却很少。所以,立志这个事,是需要我们自我教育的,而习惯了“目标”驱动的我们,要完成这个转化并不容易。

  再说“勤”。勤劳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件反本能的事情。在自然界里,你看不到任何一种大型哺乳动物在吃饱了肚子之后还在努力捕猎的。相反,休息和游戏才是它们吃饱肚子之后做的最自然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好逸恶劳”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但人和动物毕竟不同。这个不同,就是英国思想家罗素所说的:“人是深谋远虑的动物。”他可以为了一个长久的未来而放弃眼下的安逸。勤劳在中国之所以被普遍看重,其实与我们在传统上是以农业立国,而我们祖先选择的那些农作物产出率很低,且需要不间断的辛勤劳作造成的。而在现代社会中,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很容易,勤劳对生存来说已经不是刚需。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克服惰性,为着一个不那么近切的目标而努力,就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做一个勤劳有志之人,从而做出一番事业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发现并培育自己的内在动机。按照威廉·戴蒙教授的说法,找到这个内在动机,你需要认真思索三个问题:我热爱什么,我擅长什么,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这三个部分交叉的地方,就是可以成为你“志向”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饭碗,也不仅是一份职业,而是你的心之所向,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所。一般来说,找到这个东西,并且时时注意培育它,保护它,你就会获得充足的内驱力。内驱力充足了,惰性就不难克服了。

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6日 08:20      来源:共产党员网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