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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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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这句名言,是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其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意思是说,聪明人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策略,有智慧的人会随着世事变化的情况而制定法则。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的出处,是西汉桓宽《盐铁论》的第十二篇《忧边》。

中华书局出版的《盐铁论》

中华书局出版的《盐铁论》

  《盐铁论》是中国经济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籍。它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那次著名的“盐铁之会”的会议记录。在那次大会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全国各地招来的贤良文学60余人,就当时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尤其是经济政策,比如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总体来说,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的角度,对汉武帝以来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许多政策进行了抨击;而桑弘羊则代表官府舌战群儒,对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辩护。因为盐铁专营问题最为突出,是会议的首要议题,所以后人就将此次大会称为“盐铁之会”。

  讲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盐和铁这两种东西这么重要。先说盐。盐的税收,是大部分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原因很简单,盐这种物品太特殊了。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会需求量大,消费弹性极小,而且成本很低。在封建社会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盐却不可能自给自足,必须从外界获得,只要控制住了生产源头,就可以寓税于价,在百姓尚能接受的范围内提高价格,大量掠夺民间的财富了。铁的情况与盐类似,但重要性要弱于盐,所以有的朝代实行专卖,有的朝代则视为一般商品。盐铁由国家专营,据说始于管仲,但明确实施,则始于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

  这场辩论会的三十年后,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帮助,自己又加润饰补充,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该书共60篇,每篇根据其内容各有题目。书中两派人物的观点针锋相对,互相驳诘间,有如两刃相割,时或闪现出思想与智慧的光芒,不时穿插人物的动作与神情,彷佛又将我们带回几千年前那唇枪舌战的辩论现场。全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几乎涉及到了汉武帝一朝的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问题,且要言不烦,对于我们了解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运作都大有裨益。

  具体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所出自的《忧边》一篇,讨论的是军费开支是否能够成为盐铁专卖的理由。桑弘羊认为,边境战争需要大量的开支,所以盐铁政策不能少。况且盐铁制度是先帝汉武帝起就实施的政策,难道你们想损害他的圣德吗?而贤良文学的意见则是:回到礼义,人民自然安定,国家自然富裕。现在天下统一,只要我们对匈奴实施仁义,北方落后民族自然心向中央,所以政府不需要盐铁专卖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另外,改变先帝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对先王圣德的损害,所谓“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国家治理好,才是对先王最大的尊重。

  这次辩论的结果如何呢?按照桓宽的记载,桑弘羊主动向贤良文学求和解,所以应该是贤良文学赢了。会后,酒类专卖被取消,但盐铁专卖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盐铁大会上的唇枪舌战已经消歇了,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却一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顺应时代,做出调整,谁就能够获得成功;谁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泥古不化,或故步自封,谁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正面的例子我们不需要别举,召开这次“盐铁大会”的汉昭帝与辅政大臣霍光,就是现成的例子。

  武帝死后,汉昭帝和霍光必须面对的,就是汉武帝的政治遗产。武帝时代的内外政策,以对外开边征伐为第一原动力。这当然有其不得已与合理之处。但接连用兵四夷,特别是远征匈奴,也逐渐导致了朝廷财政的大量亏空。到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后,已经陷入“财匮,战士颇不得禄”(《史记·平准书》)的尴尬境地。在这种财政紧张的状况下,汉武帝一方面采用桑弘羊的建议,对盐铁酒等物资实行专营,另一方面,又设立许多名目,对百姓尤其是工商阶层横征暴敛。特别是“算缗”,更是接近明目张胆的掠夺。按照“算缗令”的规定,商人要缴纳资产税,每两千钱要缴纳120钱。如果不按照规定缴纳,一经举报,举报人可以得到被举报人一半的家产,其余充公。这一纸“算缗令”,几乎让中产之家全部破产。这种杀鸡取卵的危险措施,严重挫伤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让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外事征伐、内兴聚敛,造成民生不安,违法者众,于是又不得不任用酷吏以镇压。这样,汉武帝死后,留下的是一个表面华丽,内里却千疮百孔的大汉王朝。

  霍光作为第一辅政大臣,在权力基本稳定之后,就要纠正汉武帝当年的一些不当行为,但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些守旧大臣并不太赞同。汉昭帝和霍光在权力稳定后召开“盐铁会议”,利用儒生所反映出来的民意为舆论先导,既打压了以桑弘羊为首的一批不愿意改革的守旧派官僚,也为此后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做好了舆论和人心上的铺垫。在这次会议之后,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盐铁的专营,但毕竟废除了酒类专卖,给民间工商业多了一条赚钱的门路。此后更是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将公田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所以也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因为内外措施都处理得当,汉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颓的趋势得以扭转,“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在“文景之治”后,昭帝又和他的继任者宣帝一起开创了“昭宣中兴”,使得西汉王朝又出现了几十年和平兴旺的景象。

  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王莽。之所以是王莽,是因为王莽和霍光一样,都是汉室的外戚,面对的都是问题重重的社会局面。但王莽的改制,却不像霍光与汉昭帝那样因时而变、随世而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以《周礼》为蓝图“托古改制”,在生产力、生产经济状况已经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样的状况下,向着这部儒家经典所描绘的远古理想社会大踏步地倒退。王莽的改制,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食古不化”。他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也要恢复到西周时代的模式。

  结果可想而知。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已经被历史淘汰的旧制度,怎么可能解决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呢?由于政策多迂阔不合实情,这就使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时常朝令夕改,这就使官吏不知所云,无所适从。王莽的改制,不仅没有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天下大乱,他自己也被杀身死,枭首示众。

  霍光与王莽,两人同是外戚,同是权臣,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巅峰时,手里的牌是差不多的。但一个懂得“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的道理,将汉室带到了一个新局面,自己也名垂青史;另一个则食古不化、死守着教条,最终身死国灭,成为千古笑谈。个中道理,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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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6日 11:57      来源:共产党员网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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