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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者,政之本也(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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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尚贤者,政之本也”这句名言,是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尚贤者,政之本也”的出处,是《墨子·尚贤》。

  墨子,名翟,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就是像爱自己那样无等差地去爱别人。围绕着这个核心,又有“非攻”(反对不义战争)、“尚贤”(尊奉贤人)等主张。墨子是人格极其高尚的人,在那个以力相搏、不义横行的时代,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一生奔走号呼,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宣扬兼爱,以及反对兼并战争而不遗余力。他的人格和主张感召了很多人,特别是在下层民众中,墨家的信徒尤多,所以墨家一度与儒家并为显学。墨子死后,他的弟子及后学收集墨子的事迹和言论,整理成册,这就是《墨子》一书。

中华书局出版的《墨子》

中华书局出版的《墨子》

  《墨子》一书,原有71篇,现存53篇,其中《尚贤》有上、中、下三篇,“尚贤者,政之本也”出自其中的上篇。文章的核心是讨论尚贤与政治的关系。所谓“尚”,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同时还有尊奉、倡导,以之为社会榜样的意思;所谓“贤”,与一般意义上的“才”是不一样的,它带有很强的道德属性,指的是那些既品格高尚、又富有才干的人。墨子认为,要想人口众多、国家富足、社会安定,就要尊崇、重用贤人,不管他的出身、地位如何,只要有才有德,就给他以权力、地位、财富,让他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

  今天看来,墨子的主张不但在当时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并且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意义与影响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重用贤才,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直接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第二,尊重贤能,提高他们的待遇,可以在社会上形成很好的示范,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第三,突破门第、出身,唯贤是举,有利于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成员的垂直流动,增进社会的活力。

  先说第一点:“尚贤”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说过,“贤”具有两点属性:一是人品道德高尚,二是具有出众的才能。重用他们,发挥好他们的一技之长,对建立现实的功业,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与那些有才无德的人相比,重用贤才,也会减少很多难于治理的后遗症。

  尚贤而得到丰厚回报的,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刘备之于诸葛亮。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刘备空有英雄之志,仍然免不了寄人篱下的命运。但有了诸葛亮,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仅很快得到了荆州这个宝贵的容身之地,并在不久之后抓住时机,得到了西川,最终与曹操、孙权鼎足为三。

  与诸葛亮相比,司马懿虽然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但只能称得上“才”,而不能说是“贤”。诸葛亮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忠诚于刘备,当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说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诸葛亮的反应是“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此后他果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国、为后主刘禅殚精竭虑,至死方休。反观司马懿,虽然也为魏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终还是借高平陵事件从曹氏家族手中夺得大权,后来他的孙子司马炎篡位称帝,则不过是司马懿野心顺理成章的延伸而已。两相对比,“尚贤”的重要性一望而知。

  再说第二点:“尚贤”对整个社会的示范和鼓励作用。

燕昭王塑像

燕昭王塑像

  典型的例子是燕昭王之重用郭隗。在战国七雄中,燕国本来就是特别弱小的一个。公元前314年,齐国入侵燕国,杀死燕王哙,占领了蓟地八座城池。燕国岌岌可危。燕昭王继位之初,采纳大臣郭隗的建议,构筑黄金台,拜郭隗为师,以此招揽天下英才。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等贤能之士,从他国纷至沓来。在他们的辅佐下,燕国日益富强。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派乐毅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几乎将齐国灭掉。对此,后人多引以为鉴,并将其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即“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

  “尚贤”所影响的范围,绝不仅仅是“贤人”的群体。对于整个社会的风尚,也有很大的影响。国家用人,当然离不开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为社会树立典范、引领社会风气的需要。对于这一点,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对此进行了发挥:“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而唐太宗更是站在一个统治者的角度,对此做出了更为直截了当地说明:“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意思是:任用品行端正的人,那些做好事的人都会受到激励;错误地任用为非作歹的人,那些做坏事的人就争着往上爬。而官员群体的表率作用,必然对民间风气的好坏起到关键性的影响,这就是儒家常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再说第三点:“尚贤”对促进社会成员垂直流动、增进社会活力的作用。

  周朝是典型的宗法制社会。所谓宗法制,就是按照血缘的远近亲疏来分享社会资源的制度。这种制度,随着时代的演进,日益显示出其不合理性。人类社会是一个各有分工、协作度极高的有机体,而既然存在着分工协作,就意味着不同的个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所处的重要性不会完全相同,所享有的资源也一定会有所区别。但是,追求平等或者享有更多的资源,又是几乎每一个个体的本能愿望。对于身处较低社会阶层的那些人,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分子来说,他们十分盼望自己或者后代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如果一个社会的阶层固化了,这个社会必然会充满不安与动荡。一个社会,必需要有合理的垂直流动,为较低社会阶层中的精英提供向上的通道,如此,这个社会才可能是健康与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老贵族中人才缺乏,已经不能满足各诸侯国之间残酷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官府对知识垄断的丧失,一大批出身比较低微的士人崛起,他们也有强烈的向上的愿望。此时,墨子提出统治者要打破血统界限,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有真才实学之人,在选贤、用贤等方面提出了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含有平等选拔人才的民主因素和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具有历史创新意义的。

  墨子“尚贤”的主张,对于我们今天,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尚贤”与“用才”是不同的。“才”是一个不含任何道德评价意义的词,凡有一技之长者,都是“才”。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但在品行方面有一定瑕疵的人,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他们,是可“用”而不可“尚”的。有人或许会举曹操的《求贤令》来进行反驳:曹操在《求贤令》中,不是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并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其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吗?对此,我们要说的是,第一,当时是群雄争霸的乱世,乱世之中首重的自然是才而不是德,这是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造成的;第二,曹操本人在品德方面就有一定的瑕疵,所以对“德”的要求自然就会比较宽松,但即使如此,曹操对人才品德方面的要求也并非没有底线。总之,在人才的使用中,“尚贤”要比一般的“用才”更具重要的意义与影响,它关乎国家治理,更关乎社会风气,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发现和重视“贤人”。

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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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6日 10:55      来源:共产党员网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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