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句名言，是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机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惕啊！”
苏轼塑像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句话出自苏轼的政论文《范增论》，主要的内容是讨论范增在项羽集团的去留问题。范增是秦末的顶尖人才之一，也是决定秦末政治格局的关键人物之一。对于他的历史作用，汉高祖刘邦曾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法。有一次他问群臣：“我能得到天下，而项羽失去了天下，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高起和王陵说：“陛下傲慢而且好侮辱别人；项羽仁厚而且爱护别人。可是陛下派人攻打城池夺取土地，所攻下和降服的地方就分封给他们，跟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却妒贤嫉能，有功的就嫉妒人家，有才能的就怀疑人家，打了胜仗不给人家授功，夺得了土地不给人家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证运粮道路不被阻断，我比不上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则必胜，攻则必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却能够使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虽然有一位范增，却不能信任，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高祖这番话，说的是自己得到天下的原因，可是也在另一个方面点出了范增的重要性。后人经常说，如果范增不离开项羽，则天下可能就是另一番格局，中国的历史恐怕也要改写。但是，范增为什么会离开项羽呢？众所周知的原因是陈平用了反间计。项羽派使者到刘邦那里，刘邦按照陈平的安排，装作误以为是范增派来的使者，大鱼大肉地亲自热情招待；等到问清楚使者是项羽派来的，立马就变了脸色，说我以为是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羽派来的，而后下令撤去丰盛的酒席，换成粗陋的饭菜，自己也不再坐陪，拂袖而去。使者回去向项羽一汇报，项羽当时就生了疑心。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这就是项羽对范增心生嫌隙的开始。
但苏轼不这样看。在《范增论》中，苏轼提出，项羽对范增的疑忌，其实在他动手杀掉义帝熊心的时候就开始了。熊心是楚怀王的孙子，秦末流落在民间放羊，是范增说服项羽，立熊心为义帝以顺从民心，这才能够实现快速的崛起。杀掉熊心， 表明项羽与范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所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一件东西，先从内部腐烂，然后才开始生虫；人一定是先有了嫌隙，然后谗言才能趁虚而入。不然的话，就算陈平再聪明，怎么能够离间项羽与范增呢？
苏轼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明代人陈懿典就说：“方进太牢，忽更草食，陈平此伎俩，宛如老翁戏猴。楚之使，楚之君稍一思之，可不莞然一笑乎？”深谙权谋的乾隆皇帝读史至此，也不由嗤笑道：“陈平此计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为奇而世传之，可发一笑！”我们想想看，假如曹操用这套把戏离间刘备和诸葛亮，鲁庄公用这套把戏离间齐桓公和管仲，会有一丝一毫的效果吗？只会徒然惹人耻笑罢了。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出处和上下文就是这样。从其具体的语境来看，它是“人必先疑，而后谗入”的一个铺垫，但是，它所包含的哲理却很深远。这就是，事物的毁灭，酿于自身的败坏；与外因比较，内因才是决定性的要素。《尚书》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论语》所谓“反求诸己”，《荀子》所谓“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孟子》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北齐文学家刘昼所谓“外疾之害，轻于秋毫，人知避之；内疾之害，重于太山，而莫之避”，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也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太平天国。
今天很多人往往把曾国藩神化了，其实很大程度上，这都是“成王败寇”的事后总结而已。曾国藩确实挺厉害，但如果太平天国内部不出问题的话，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到底谁胜谁负，还真是不一定。从所占有的土地来说，面积上清政府虽然要大一些，但其所占基本上是在北方以及边疆地区；太平天国所占领的则是江南的富庶之地。从态势上来看，太平天国刚刚崛起，朝气蓬勃、血气方刚，明显处于攻势；清政府则暮气沉沉、屡战屡败，明显处于守势。从战场的情形来看，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清军其实也讨不到什么便宜，1856年初，围攻南京的江南、江北大营更是几乎同时被太平天国攻破。曾国藩说自己“屡败屡战”，那是突出自己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而从战斗的实际情形来看，其实也就是“屡战屡败”，最惨的一次是1854年5月，他因为靖港兵败甚至被逼得投水自杀，要不是部将手疾眼快，《曾国藩日记》写到那一天恐怕也就终断了。
但是，到了1856年的9月，情形发生了突变。围着南京城驻扎的清兵突然发现，从城里流出的秦淮河水突然被染成了一片红色，接着就有大批被捆绑的尸体顺流而下。清兵虽然不明就里，但也能猜到，城里一定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
今天的我们，当然立刻就知道，“天京事变”发生了。这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内讧。在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也出走败亡，前后两万余人死于非命，而且很多都是太平天国的骨干。经过这一次事变，太平天国的人心开始涣散，其所依赖的神话宗教体系以及军师主政的政治体制也宣告破灭，从此太平天国就一步步地走向败亡。
除了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内部的奢靡腐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洪秀全为例，据《江南春梦笔记》记载，他的天王府里，光妃嫔就有1168人，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服侍天王一人。他用餐时，光金碗就要用到24只，伴随他吃饭的，还有钟鼓齐鸣，甚至还有礼炮。其他诸王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太平天国的败亡，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演绎得淋漓尽致。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这样说，中外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流血革命，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旧政权在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其实无非两点。
首先，是在制度上做好预防。建国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曾彻夜长谈。如何打破“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的答案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权，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次，是提高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凡有生机者，皆有其生生之机，一旦失其根本，则生机阻断，覆亡朽烂而后虫生。人是万物之灵，“德者本也”，有德，人们才能充实而辉耀，才能健硕而富有活力，从而使生命呈现出蓬勃向上、止于至善的盎然生机。相反，如果无德，则立身无基，进退失据，悖逆横暴无所不作，必然是“邪秽在身，怨之所构”；进而“怠慢忘身，祸灾乃作”，是所谓“人必自侮而人侮之”，陷入自毁之路。有鉴于此，古代先哲特别强调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在于“养心”，在于以天理良知来规范人的欲望，在日常生活中正心诚意地“为仁由己”，并由此来充溢人的固有“四端”，达到纯乎良知之诚、道德完善之境，使人的大本坚固，身润而神强，从而杜绝“邪秽在身”的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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