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这句名言，是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国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的出处，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yǔ）信的《周五声调曲》中的《徵调曲》。
庾信雕像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他本是南朝梁的大臣，后奉命出使西魏，被扣留北方，不得归还。在西魏和后来的北周，他均受到皇帝的礼遇，被尊为文坛宗师，身居显贵；但他内心深处，又时常思念故土，因身仕敌国、不得自由而羞愧怨愤。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的文学硕果，其文学成就，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纪晓岚评价他说：“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四六宗匠。”
《周五声调曲》是庾信在北周时所作的一组诗歌。“五声”者，“宫”“商”“角”“徵”“羽”。其中，《徵调曲》共有六首，“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就出自其中的第六首。就性质来说，《周五声调曲》属于燕射歌辞，是宫廷宴飨时的乐歌，所以内容大多是歌颂帝王功德、赞美形势大好之类，冗长乏味，没有太多值得称道之处，所以也不太受后人的重视。不过，在这一组总体来说思想艺术成就都不是太高的作品中，却有两个句子显得非常醒目，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从字面上说，它的意思是“吃到果实，就想到树木；喝到河水，就想到源头”；就其在文中的本意，也不过是说天下太平，形势大好，推其本源，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君主的圣明。但是，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却比它在诗歌中的具体所指要丰富深厚得多。它深刻地揭示出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哲理，这就是：万事万物都有其发端的根本，都有其所以如此的源头；切断了这个根本和源头，则一切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学艺术也是如此。文学艺术可以是最讲究创新的，但所有的创新，都是在一定基础之上的。从中文“创新”一词所对应的英文“innovation”来看，并不只是单纯的“创造新事物”，而是表达在一个本源的、古老的事物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的意思。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生于斯、长于斯、浸润其中的本国历史文化，就是其进行艺术创作最天然的灵感与技巧的源泉。这是一个艺术家所能领受的最佳馈赠，也是他能够贡献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礼物。
把这个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泰戈尔于1913年因为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感言中，他特别提到了印度传统文化对自己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泰戈尔能够在文学上有所造诣，得益于印度古老的隐居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泰戈尔净化了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够以一种澄澈宁静的状态进入文学。在谈到这一点时，泰戈尔不无骄傲地说：“那些年，我一个人在远离尘嚣的隐居中度日之际，与西方的生活和西方的精神毫无相干。由于这一点，最后却给他们带来了更深层的安详、宁静与永恒的感受。这些感受，正是西方人过度活跃的生活所需要的。在他们的心灵至深处，渴望着平静，渴望拥有无限的安祥。从青年时代开始，我所接受到的训练，使我的缪斯与绝对孤独的恒河水岸相协相奏。那些年的平安已经存在于我的秉性之中，所以我可以把它显示出来，并把它拿到西方人的世界面前。”
泰戈尔还特别谈到了文化自信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印度一样，在很多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为落后而带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说到西方的物质文明给印度带来的精神困扰时，泰戈尔说：“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我们与西方的民族接触时，发现西方的物质成就，远远凌驾于东方的人文与东方的文物，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失去了信心，进而在教育机构的设置中，也没有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腾出一席之地。故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学生对自己过去的文明之价值完全无知。因此，我们不仅失去了与隐藏在我们自己文化遗产中的伟大事物的接触，也一并失去了我们曾经所拥有的那种‘赠予’的崇高荣誉，以证明我们不仅仅是一种向他者的乞求，不仅仅是文化的假借，如同永恒的学徒那般活在世上。”而对于这种困扰，泰戈尔认为是毫无必要的。他说：“我觉得，我们今天所遭受的最大痛苦，并不是其他的灾难，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隔绝、彼此隐瞒的灾难，我们已经错过了提供人性的善意，请求世界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最好东西之良机。但是，时代已经来临，故我们再不能浪费我们的机会了。我们必须倾尽全力，把我们所拥有的，而不再是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摆在别人面前的尽是我们的贫穷。我们知道，我们为之骄傲的，乃是我们从自己的祖先那里所继承下来的东西，这种赠予的机会不应该再失去了，——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人民，更是为了全人类。”
我们还可以举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例子。1968年，川端康成以《雪国》《古都》《千只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川端康成发表了名为《我在美丽的日本》，以近乎执拗的态度，向世界讲述了日本文化与日本文学的种种美妙之处，以及自己身在其中所受到的巨大影响。而这其实也正是他能够获奖的根本原因。瑞典皇家文学院给川端康成的致辞是这样写的：“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泰戈尔与川端康成在讲述印度文化和日本文化时，是满怀感激，也是满怀自豪的。这是典型的“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的态度。其实，也正是这种态度，才造就了他们辉煌的成就，并因此而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尊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东方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宝贵东西。照搬西方，或者在亦步亦趋的模仿中与西方文艺同质，不但得不到本国的欢迎，也不会得到西方的真正尊重。文化创新必需从最本源、最传统的文化形态中寻求复兴与创新的元素，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推陈出新，中国才能创造出既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又不乏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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