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两部相互关联的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后人也将其简称为“《学》《庸》”。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一书中的两篇文章。
《大学》一般认为反映了春秋末期孔子弟子曾参的思想,很可能是由曾参的弟子最终写定。它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大学的价值取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也被称为三纲领。在三纲领统帅之下,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大学》的作者看来,这“八条目”本末始终的秩序,就是建立社会和谐的秩序。
《中庸》一般认为其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在孔子去世后,面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子思担忧儒家思想会因竞争而没落,于是写《中庸》加以弘扬。《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肯定人性中“至善”的本质是天赋予的,人能遵循这种天赋的本性便是“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自身便是教。随后又解释说“道”是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人若想修“道”,首先应该追寻自己内心中的道德本性。这里,《中庸》与《大学》有些不同,《中庸》的重点在于讨论性情的表现形式和尺度,它认为,人除了内心的道德本性要自觉把握外,还要把握性情萌发之后的节度,因为人性中除了道德理性外还有情感的成分,于是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所谓中庸,就是中和,即情感在道德本性与礼仪规范所要求的尺度内的表现,他强调情感的抒发要有节度、有原则,不温不火、不过也无不及。
《大学》和《中庸》虽然成于不同时期,但二者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大学》讲的是如何“为人”和“为学”,是一篇实现人生理想方法的纲要;《中庸》讲的是“为人”和“为学”的道理,是一种贯穿人之 一生的认识论。二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典型体现。也就是说,《中庸》为《大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大学》的根柢所在;《大学》为《中庸》提供了实践方法,是宣传《中庸》的方法论。
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对《大学》和《中庸》做注,而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与《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和《中庸》正式从《礼记》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两部著作。
今天看来,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和《中庸》,其蕴含的思想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它们同时强调“慎独”的修身理念。《大学》记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也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就是“不欺暗室”,即在独处之时也能保持高尚的节操。作为儒家思想的精华,“慎独”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第一,它强调了道德自律,可以使人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第二,慎独思想蕴涵着持之以恒、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为一种道德境界,慎独非一朝一夕之事,它需要通过长期实践锻炼才能达到。这个过程,就培养了我们一如既往、慎终如始的毅力和品格。
其次,它们都认为“诚”是道德的根本。“诚”“诚信”作为一条道德规范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受到了高度重视,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立政之本”。能够诚于中者,必信于外。因此,《大学》充分地肯定了“诚意”在修身环节中的重要作用,把它视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而《中庸》则用了更多的篇幅对“诚”的价值给予高度的赞扬。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诚实守信作为一条根本的道德准则更是不容忽视,它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的成败得失。
最后,它们的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性。对于中庸,人们曾一度认为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庸”强调的是“度”的把握,具体表现为执两用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因时制宜,这些理念对当今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庸》还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了和谐相处、宽容包纳的价值理念。与此相仿,《大学》则提出通过正心诚意等道德修炼获取个人身心的和谐。另外,《大学》还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是主张以“仁政”“德治”并御的施政理念来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和谐,而仁政的精髓就在于“以民为本”,即从政者不但要重视民众的呼声,而且要顾及民众的利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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