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国语（详解版）

　　本讲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料汇编《国语》。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先秦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时间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时代大致与《春秋》《左传》相同而稍长。

　　关于《国语》这部书，争议最大的是它的作者。一种说法是，《国语》和《左传》都是出自左丘明之手。这种观点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且这是汉朝人的流行看法。到了宋代和清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不乏其人。

　　不过从晋代开始，便有不少学者对《左传》《国语》同出一人的说法提出了疑问。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国语》非一人完成的作品这一观点。《国语》中的篇目，无论是在各自所占的比例上，还是记述的侧重点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是一个人统撰全书，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人能够兼容各家思想并将其杂糅在一起编成一书，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国语》不是由某个人单独撰成的。

　　关于《国语》，我们还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由此推测，楚国宫廷用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不仅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语》。《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等等。到了战国初年，某位或几位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

　　书，就成了今本的《国语》。

　　第二，《国语》主要在于记言。每篇的形成过程是：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每篇的作者实际有两位：一是讲述者，即言论的发表者；一是记载和整理加工的人，通常是史官。

　　第三，《国语》内容广泛，涉及“ 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的内容远远多于赞颂。应该承认，《国语》的编者是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敬业精神的史官，他所选入的每一条材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垂鉴意义。

　　第四，《国语》是“编”而不是“著”，是“选”而不是“作”。这一点与《左传》的性质有着根本区别。前面已经说到，《国语》的文章是不同时代的各国史官早就写好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每国的《语》所占比例差距很大，正是由于编者手中的史料多寡不一所致。而书中未收入陈、宋、燕、秦等诸侯国之《语》，大概是因为编者手中本来就缺乏这些资料。

　　最后，《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这是这部书最大的价值所在。编者没有对全书的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和提炼，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我们读《国语》，很容易感受到各篇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此外，《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的现象，这应该是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它们收入到《国语》中的缘故。

　　今天，我们读《国语》，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语》提出了诚信的重要性。我国自古就有重信的优秀传统，《国语》中也把信作为重要的品德之一。申叔时在论傅太子之道时，就提出要“明久长以导之信”，也就是通过引导他讲诚信来阐明如何可以使国祚长久的道理，这不仅把诚信当作为人的准则，更把它提高到安邦定国的地位。《国语》还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上，楚军欲违信而偷袭晋军。晋军主帅赵武“以忠谋诸侯，以信覆之”，坚持以忠信对待诸侯，终于折服了楚国，使“楚人不敢谋，畏晋之信也”。与此相对，《国语》中对背信之人予以严厉的谴责。如晋惠公为求成为国君，内许大臣里克田百万、丕郑田七十万，外许秦穆公“河外列城五”。但他回国后，立刻“背外内之赂”，不仅如此，还借故杀了里克和丕郑，而且恩将仇报，在秦国大饥之时不卖粮食给秦国。对此，书中指责道：“晋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赂，虐其处者，弃其信也。”而不讲求信用，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可见诚信的重要性。

　　其次，《国语》中体现着民本思想。《国语》主张统治者要体恤民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国语》开篇即提到周武王得国是因“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商纣失国是因其“大恶于民，庶民不忍”。书中对关心民情、急民所急的明君贤臣都是予以肯定的。像齐鲁长勺之战，鲁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因为鲁庄公爱民，曹刿据此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同样，对于贪残虐民的君臣，《国语》都无一例外地予以痛斥。像周厉王暴虐无道，贪婪无度，在被告诫“民不堪命矣”后，非但不听劝谏，反而“防民之口”，芮良夫因此叹息“周必败”。

　　第三，《国语》倡导为人要具有恭敬、节俭和谦让的品质。《国语》把“敬”放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认为恭敬的态度体现着礼的精神。范武子教育其子如何为人处事，以承君命时，只说“唯敬”两字：“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临事，其何不济! ”可见，恭敬就是守德，严守德行而谨慎从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的呢？《国语》还极力赞美节俭，反对奢侈，提出“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鲁大夫叔孙宣子、东门子生活奢靡，周卿士刘康公即直言“叔孙、东门其亡乎! 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因为“敬恪恭俭”才是为人之道。谦让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国语》中对谦虚谨慎、严以律己的人物进行了褒扬，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赵衰让贤的佳话。晋文公三次任命赵衰为卿，赵衰三次推辞，并三次举贤。这种谦让精神并非虚假，而是能正确地知人知己，可以说“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谦让的出发点是先国家后个人，先公后私。在赵衰等的影响下，晋国群臣让贤、举贤形成风气，从而为晋国的持久霸业打下了深厚而扎实的基础。

　　最后，《国语》中蕴含着“以史为鉴”的思想。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尚书?周书》和《诗经》中的“殷鉴”思想可以说是最早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国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其中讨论了西周衰亡的原因以及各诸侯国为政的成败得失。正如白寿彝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编纂的意图上看，《国语》可以说是第一部‘资治通鉴’。从编纂的性质看，《国语》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经世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