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管子（详解版）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子》这部书。

　　管子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熟知的春秋时期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他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孔子就曾说过：管仲相齐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至于《管子》一书，先秦的韩非，汉代的司马迁、班固以及历代官修史书都题管仲著。然而，南宋学者朱熹说：“管子以功业著者，未必曾著书。”现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提出：“《管子》一书是先秦诸子中的巨帙，历来相传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作。……管仲本是一个干实际政治工作的人，哪会有闲工夫去著书，更哪会成为一位大著作家！而且管仲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初叶，那时谁也想不到私人可以有著书流传这一回事。”朱熹和顾颉刚都主张《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作。

　　现在的一般看法是，《管子》这部书是管仲学派从春秋到汉初代代积累的智慧结晶，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

　　《管子》经过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校勘，定为八十六篇。宋代以后有十篇亡佚，剩余七十六篇，编排为八组，即《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管子》。

　　《管子》这部书的最大特色，是其思想的融通性。可以说，它是一部汇聚百家学说的著作。我们知道，诸子百家多以宣扬自己的学说为目的，他们往往囿于己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完全继承前代政治学说，不能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或完全推翻前人的精华，另立新说。

　　管仲学派则与他们不同。管仲一生以“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为座右铭，以建立“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为人生目标，他不但能够因地制宜改革齐国内政，而且能很好地吸收前代政治的精华，这也是管仲被后人赞颂，被誉为继周公之后又一位大政治家的重要原因。管仲学派继承了管仲的这一思想，因此，可以说《管子》的成书就是以“立功”为目的，它积极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各家学说的优秀成果，其中的许多内容既能够被齐国统治者所采用，又能够为后世诸多朝代的统治者提供借鉴。

　　那么，时至今日，《管子》一书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管子》一书对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对腐败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并对其进行了充分论述。《管子》指出从政者腐败会产生许多危害。其一，腐败会造成民众贫困，影响社会安定。“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百姓贫困，就容易产生邪念，自然会影响社会安定。其二，腐败会败坏社会风气，危害公平正义。上层腐败，不仅会造成追求金钱私利、讲究吃喝享受、拉关系、走后门等不良社会风气，而且奸邪之辈会趁机占据高官显位。小人当道，自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更严重的是，腐败还会直接损害国家利益，危及国家安全。正因为腐败有如此巨大的危害，廉政建设才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关乎民心向背、社会治乱、世风好坏，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基于这种认识，《管子》把“廉”看作治国的“四维”之一，提出了“廉为国维”的观点。就是说，“廉”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纲领，背离了它，国家就有倾覆灭亡的危险。为此，《管子》中还提出了遏制腐败的方法，比如各级官吏都应该立身清白，不贪财货。对于“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要坚决打击。又如作为官员要做到信、仁、严、礼，要奉公守法，不可结党营私，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

　　其次，《管子》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管子在担任齐国丞相时就深刻认识到“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价值，并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他以“一树百获”为喻，充分说明了“人”是积累社会财富的主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国家的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治国者“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而“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因此，管子把民众当作治国之“本”，明确提出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的观点。那么，如何以人为本呢？《管子》一书提出对民众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使百姓安于本国、尽心劳作，并指出此“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管子》还特别指出了“民心”的重要性，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而得民心的关键则在于制定国家政策时要了解百姓的需求，顺乎民意，实施仁政，关心民众的疾苦，使其生活无忧。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

　　第三，管子在重视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考核人才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见解，并将其运用于实践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用人智慧。“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一语点破人才的重要性。在施政中，管子打破了齐国以往贵族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用人传统，采取了礼贤下士、任人唯贤的措施，为此还创设了“三选制”：本乡把有才德、有武功之人推选给国家，这是第一选；国家对所选人才实行考核和试用，择其优秀者推荐给国君，这是二选；国君对推荐的人才亲自审核、考问，把合格者任命为上卿，这是第三选。最终选拔到了曹孙宿、宁戚等人，对齐国的复兴和强盛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要人尽其才、量才使用。《管子》中提出人各有差，在人才的使用上，要用其所能，避其所短，即“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如果让他去做力不能及的事，只会劳而无功。再有，管子主张对推荐上来的人才要进行一定的考核以辨明他的虚实真伪，保证人才质量的可靠性。

　　最后，《管子》中蕴含着法治思想。作为辅政之臣，管子十分重视“法”的作用和力量，指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也就是说，法是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手段，这极大提高了法律的权威，体现了一种法律至上的思想。当然，仅仅有法还不行，更要严格公正地执法。管子很清楚，如果法律不能公正地执行，所立之法就是一纸空文，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在执法时还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严，“不为一人枉其法”；第二是公，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善恶，一切“以度量断之”；第三是快，“有过者不宿其罚”，就是执行处罚不随意拖延，因为拖延就可能给别人以利诱之机。以上这些，都是为了最终维护法的尊严，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按照法律来裁决。在强调法治的同时，管子还不忘“礼”的作用，他提出“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可见，社会的稳定不仅需要法律的制裁，还需要道德的约束，道德与法治二者相辅相成，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