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国语

　　本讲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料汇编《国语》。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先秦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时间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时代大致与《春秋》《左传》相同而稍长。

　　关于《国语》这部书，争议最大的是它的作者。一种说法是，《国语》和《左传》都是出自左丘明之手。这种观点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且这是汉朝人的流行看法。到了宋代和清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不乏其人。

　　不过从晋代开始，便有不少学者对《左传》《国语》同出一人的说法提出了疑问。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国语》非一人完成的作品这一观点。《国语》中的篇目，无论是在各自所占的比例上，还是记述的侧重点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是一个人统撰全书，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人能够兼容各家思想并将其杂糅在一起编成一书，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国语》不是由某个人单独撰成的。

　　今天，我们读《国语》，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语》提出了诚信的重要性。我国自古就有重信的优秀传统，《国语》中也把信作为重要的品德之一。申叔时在论傅太子之道时，就提出要“明久长以导之信”，也就是通过引导他讲诚信来阐明如何可以使国祚长久的道理，这不仅把诚信当作为人的准则，更把它提高到安邦定国的地位。《国语》还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上，楚军欲违信而偷袭晋军。晋军主帅赵武“以忠谋诸侯，以信覆之”，坚持以忠信对待诸侯，终于折服了楚国，使“楚人不敢谋，畏晋之信也”。可见诚信的重要性。

　　其次，《国语》中体现着民本思想。《国语》主张统治者要体恤民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国语》开篇即提到周武王得国是因“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商纣失国是因其“大恶于民，庶民不忍”。书中对关心民情、急民所急的明君贤臣都是予以肯定的。像齐鲁长勺之战，鲁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是因为鲁庄公爱民，曹刿据此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同样，对于贪残虐民的君臣，《国语》则无一例外地予以痛斥。

　　第三，《国语》倡导为人要具有恭敬、节俭和谦让的品质。《国语》把“敬”放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认为恭敬的态度体现着礼的精神。范武子教育其子如何为人处事，以承君命时，只说“唯敬”两字。恭敬就是守德，严守德行而谨慎从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的呢？《国语》还极力赞美节俭，反对奢侈，提出“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谦让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国语》中对谦虚谨慎、严以律己的人物进行了褒扬，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赵衰让贤的佳话。晋文公三次任命赵衰为卿，赵衰三次推辞，并三次举贤。这种谦让精神并非虚假，而是能正确地知人知己，可以说“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

　　最后，《国语》中蕴含着“以史为鉴”的思想。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尚书?周书》和《诗经》中的“殷鉴”思想可以说是最早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国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其中讨论了西周衰亡的原因以及各诸侯国为政的成败得失。正如白寿彝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编纂的意图上看，《国语》可以说是第一部‘资治通鉴’。从编纂的性质看，《国语》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经世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