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向大家介绍的是与孔子生平相关的一部书，叫《孔子家语》。
听到这个书名，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它为什么要叫《孔子家语》呢？这里有两个说法：其一，《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家语”是一家之记录的意思，因为书中所记的都是有关孔子的言论和遗文轶事，所以起名叫《孔子家语》。另一种说法认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其中的“孔子冢”应为“孔子家”之误，这与后面所说的“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相对应。可以想象，孔子逝世后，弟子后学无法承受失去老师的迷茫和痛苦，他们相聚于“孔子家”，缅怀先师，演习礼仪。在这里，弟子们还将各自整理和保存的先师的言论汇集在一起，编纂成书，取名《孔子家语》。书名一语双关，既说明此书是“孔子家”的言论集，表明了学术流派，又指出此书是在“孔子家”编辑而成，点明了编纂地点。
《孔子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共二十七卷，为孔子门人所撰，但此本早已亡佚。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题为三国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子十一代孙、西汉孔安国的语气所写，称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孔安国以后之人所写，称为《后孔安国序》。
《孔子家语》汇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论，还有一些经过整理的有关孔子家世、生平事迹及孔门弟子的材料，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孔子与弟子、时人谈论问题的场景，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然而，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著作，《孔子家语》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与其“真伪”之争有关。
就在王肃注本问世以后，怀疑、指责乃至认定其为“伪书”的观点便陆续出现。影响了这部书的流传和影响。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陆续出土的简牍帛书，打破了人们对《孔子家语》既有的“成见”，使《孔子家语》研究冲破长期疑古的“坚冰封冻”而柳暗花明。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汉墓竹简，后被定名为《儒家者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墓木牍，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公布，让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这本争论已久的著作。
著名古文字研究学家李学勤先生撰写专文，指出：《儒家者言》也可以称为竹简本《家语》，而今本王肃所注的《家语》，则是在汉朝几代孔氏学者对孔子言论和事迹整理和编撰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
之后，胡平生先生也提出，《家语》的编纂，正是汉代儒家学说发达及孔子受到官方重视的产物。而《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亡佚、改易、增益等种种情况，都属于传世古籍所能遇到的普遍问题，并不能仅仅依据这些问题来断定《家语》就是伪书。这更加肯定了《孔子家语》的真实性及其在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至于王肃在注解《家语》时是否有改窜，学界已有共识：王肃对《家语》的某些语句的确有所改易和添加，但他改写的范围并不是很大，还是较大部分保留了《家语》的原始面貌。至此，关于《家语》的真伪争论方告一段落，《家语》的真实性由于出土材料的佐证而得以明了。
随着《孔子家语》真伪问题的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既然《孔子家语》和《论语》都是对孔子言行的记录，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引用《孔子家语?后序》时说：《孔子家语》这部书，记录的都是当时公卿士大夫以及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在交流中互相问答的言论。后来，弟子们将言论中“正实而切事”的部分编成《论语》一书，其他的则集录在一起，取名为《孔子家语》。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家语》和《论语》同源而出，却各自有别。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对孔子言语和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记录。但《论语》记录的是“正实而切事”的言论，这使它较有系统性，且精悍短小，有加工的痕迹；而《孔子家语》只是将未列于《论语》的问答及事迹汇总在一起，因此内容略显驳杂。
的确，从篇幅来看，《论语》只有两万多字，而《孔子家语》却多出了近四倍，如果说《论语》是“孔子语录”，《孔子家语》则相当于“孔子选集”。就内容来说，与《论语》的简略相比，《家语》有完整的场面；与《大学》《中庸》作为专题论文相比，《家语》中的思想更为全面；《史记》记录了孔子事迹，但《家语》的记录时代更早，内容更多，更加准确。因此，有学者指出“对于今天的孔子研究来说，《孔子家语》的价值并不在《论语》之下”，甚至有人认为要准确地理解孔子，要真正地走近孔子，决不能舍弃《孔子家语》。
既然《孔子家语》如此重要，那么它对当今从政者来说，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是修身，修身乃从政之本。孔子十分看重官员的自身修养。《孔子家语?入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的弟子子张询问如何做官，孔子做了回答，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己有优点，不要独占；教导没有才能的人，不要松懈；已经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说错了的话，不要曲意为自己辩护；不好的事情，不要做；该做的事，不要停滞。君子入仕为官，做到了这六方面，就会稳定自己的地位，取得声誉，百姓也能服从政令。此外，怨恨指责是产生官司的原因，拒绝规劝是心思阻塞的原因，傲慢轻视是失礼的原因，松懈懒惰是时机丢失的原因，奢侈浪费是财用不足的原因，专横是事情办不好的原因。君子入仕为官，去掉这六个方面，就会稳定地位，获取声誉，民众从其政令。”可见，从政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到“六要、六不要”，方能“身安誉至而政从”。
其次是了解民情，顺应民意，宽以待民。孔子说：“君子为官，要做到大体上中正，并用公心治理，精心考虑，根据实际情况推行政令，行为忠诚，言语诚信，考察伦理道德规范，吸收有利的因素，去掉弊害，不追求回报，那么民情就可以了解到了。君子为官，不要做悖逆天理、欺凌百姓的事，不要以冒犯百姓的言语来说服他们，不要说欺诈百姓的言辞，不要违背农时。如果做到这些，就会地位稳定，取得声誉，且百姓自得其乐。”孔子认为，为官者在制订政策的时候要根据民情，切合实际，治理民众的时候要仁爱和宽容。只有用宽仁对待民众，民众才会对官员感到亲切，从而达到上通下情的效果。
最后是顺应时势，懂得权变。在《相鲁》《始诛》《冠颂》《屈节解》等篇中，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往往顺应时势，灵活地处理各种事情。他对子路说：“君子之行己，期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从政者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懂得变通而不拘泥于陈规陋俗，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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