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代表作《论衡》。
王充在官场上是失意的,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得官不欣,失位不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著书立说上,最终完成了《论衡》《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著作,其中《讥俗节义》是批判当时社会风气的,《政务》表达了王充的政治见解,《养性》是关于养气自守的议论。可惜,这三部书都已经失传了,留下来的仅有《论衡》一部。而《论衡》可以说是王充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的见解和主张,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书名取“论衡”二字,衡即秤,“论衡”的意思就是作者要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学说加以衡量,评其是非,定其轻重,抨击所谓的虚妄之说。
《论衡》一书,历来著录都是八十五篇。流传至今的有三十卷和十五卷两种,也都是八十五篇,其中第四十四篇《招致篇》有篇名而无正文,实存八十四篇。现代学者把《论衡》实存的八十四篇作了大体归类:
一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十四篇。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二是论述天人关系的,有二十篇。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体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动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三是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十六篇,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谰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辨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是偶然,所以不应相信一切迷信的禁忌。
四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二十四篇,充分体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五是论述如何区分贤佞和阐述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八篇。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使用的,包括《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
作为一部蕴含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力作,直到今天《论衡》仍有其积极意义。
首先,《论衡》旨在破除对天神的迷信。汉代继承了前代对天神的迷信说教,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和意志。董仲舒说,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天神能赏善罚恶,君主的喜怒、操行的好坏和政治的得失都会感动天神,使其做出相应的回答,而自然界的变化就是天神意志的体现。这种观点是当时唯心主义神学的主要内容。对此,王充系统阐释了天是自然而不是神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根据天文科学知识和一般常识,认为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出于对天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王充还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澹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还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这种自然无为的观点,既肯定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又肯定了自然变化的客观性,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的存在。此外,汉代唯心主义神学还编造了很多谶纬学说宣扬君权神授,说帝王不是人的后代而是天神用某种神物生出来的,符瑞是天神授命帝王统治天下的象征。对此,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他进一步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的后代。王充的这一观点,是对君权神授说的公开挑战,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再有,汉代社会“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这种天人感应谴告说十分盛行,日食、水灾、旱灾等,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天神对君主或官员的谴告。对此,王充继续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灾异的发生,只是一种自然想象,有它自身的规律,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根本不是天神的有意安排,而且他还揭露出这样一个社会本质,即谴告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是政治的腐败。今天看来,王充的这一观点很具有前瞻性。
其次,《论衡》旨在破除对鬼神的迷信和封建迷信。王充生活的时代,各种鬼神迷信泛滥成灾,仅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所祠诸神就达一千五百余种。汉章帝时还嫌不够,继续增加。王充对此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提出了“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神论主张。他继承了桓谭的以烛火比喻形神的唯物主义观点,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就是说,精神必须依靠形体才能产生,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死人的灵魂存在。这就从一定的高度批判了灵魂不死的谬论。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当时人们祭祀的鬼神,其实都是不存在的,“百祀无鬼,死人无知”,“祭之无福,不祭无祸”。另外,当时人们居家生活时的迷信禁忌多如牛毛,像搬家、盖房、丧葬、婚嫁、生子等。王充不仅一一驳斥了各种封建迷信禁忌,还着重揭露了各种迷信骗术,为的是让百姓少受伤害。
第三,《论衡》中体现了王充治国、惠民的思想。王充反对厚葬的习俗,认为这是个人虚荣心的体现,更是劳民伤财之举。厚葬习俗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上的“财尽民贫,国空兵弱”,甚至“国破城亡,主出民散”。与此同时,王充还提出统治者要多关注民生,注重百姓的实际生活和物质利益,实行惠民之政。只有这样,统治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和谐。
最后,王充在书中还提出了自己的人才观。王充通过研究历史,认为人才对国家兴亡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效力篇》中,他通过叙述历史事实,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他还提出,要通过人才实际施展其才能的效果,判断人才的层次和作用的大小,这是与他唯物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此外,王充还以千里马作比喻,当千里马被用来“引盐车”时,“垂头落汗,行不能进”,这说明没有将它用在合适的地方,虽然用了,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不出来。使用人才也是一样,要将其安排在合适的职位上,才能做到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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