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儒林外史（详解版)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到过一篇课文叫《范进中举》。这篇文章出自于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生活经历，让他产生了反礼教、反八股、重经学、尚实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儒林外史》中渗透着的精神。此外，他一生中接触到的那些学有专长又淡泊名利的士人也成为《儒林外史》中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倪老爹、鲍文卿一类淳朴可亲形象的原型。

　　应该说，生活的经历让吴敬梓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他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看到了“康乾盛世”下的种种社会弊病和人情冷暖。他不愿趋炎附势，不愿同流合污，他开始反思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反思当时社会中不同人的生活态度。其结果，就是《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诞生。

　　这部书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作者以深邃的眼光洞察着世俗生活，并针砭时弊，他在为众多士子醉心于功名富贵而痛心疾首的同时，积极探索着士子乃至世人新的生活道路，勾画了他们应具有的理想人格。

　　《儒林外史》虽特意说明故事的写作背景为明代，但一般人都可以看出书中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清代的事情。可以说作者是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了当时“承平时代”表面繁荣背后掩盖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揭露了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弊病，这也是《儒林外史》一书的中心思想。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至清代已延续一千余年，其弊端日益显露。清代沿用明代八股取士的方法，应试者必须写得一手好的八股文才有可能被考官选中。而所谓的八股文形式死板，士子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模仿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联系当时的现实情况。醉心于作八股文的士子，思想僵化，即使考中得官，从政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于是，吴敬梓在说明他著书用意的第一回里，就通过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定的不好”。这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作者在这里明确否定了八股取士，认为这是使读书人头脑僵硬、走向腐化的渊源。接着，书中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前面提到的范进，就是典型。

　　其次，《儒林外史》从批判科举制度出发，对封建社会中上自各级官吏，下至乡绅地主，旁及名士山人、盐商富贾，乃至和尚道士、媒人牙婆、骗子赌徒、势利小人等，都做了揭露和批判。比如，当时从科场出来的官僚，毫无实际经验，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杀敌，他们疯狂地追求科举功名，为的只是自身的荣华富贵，一旦做了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放肆地剥削百姓，成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酷吏。像王惠当了南昌太守，到任后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六房书办都传了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从此，凡是余利，都进了王惠的腰包。像王惠这种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所读圣贤之书只为应付考试，是伪善的假儒生。又如书中批判那些土豪劣绅，开当铺重利“剥削小民”，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要打板子”，又同府县官相勾结，“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最后，描绘了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儒林外史》中描绘的一些官员，从来都是为自己的“腰包”着想，而不顾百姓的生活。以治理黄河为例，这项工程无疑是那些负责河工的大小官吏贪污舞弊、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每当黄河泛滥，沿岸百姓死伤无数；房屋被冲毁的，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死亡线上挣扎。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饥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淹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百姓生活贫困而得不到救助，府县等地方官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太平盛世”下的社会。有学者提出清朝自乾隆中后期便开始走向下坡路，是有一定道理的。

　　《儒林外史》在揭露当时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人、官员的丑恶嘴脸和社会政治腐败的同时，也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作者吴敬梓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首先，吴敬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形形色色读书人的灵魂后，得出的结论是：八股取士制度和与之并生的功名富贵观念，是使儒士麻木、僵化、堕落的毒剂。因此，他刻画出的正面人物多有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只会作死板的八股文章。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都淡泊名利，不巴结达官显贵，不贪图钱财，乐善好施。王冕听说时知县酷虐小民、无所不为，就躲避不见，“帖子请着倒不去”。虞育德虽做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每年却只积几两俸金，“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杜少卿不喜欢别人在他跟前说谁做了什么官、谁多有钱，他听见人向他说些苦，就拿出银子来给人用。

　　第三，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要实行仁义，就要遵从礼的规定和制约。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行为和关系。吴敬梓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是因为人们对礼法的忽视，丧失了仁义之心。于是，他在小说中写道：迟衡山极力建议盖一所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以德服人，以德化俗，是吴敬梓心中真儒的本质特征。

　　当然，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也颇值得一提。

　　我国的讽刺文学产生很早，先秦诸子散文中已经有许多讽喻的寓言。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代传奇、元明戏曲中，也有讽刺的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吴敬梓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将讽刺艺术巧妙地运用到了《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

　　鲁迅先生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所讽刺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像王惠、汤奉那样的贪官污吏，严致中、张静斋那样的土豪劣绅，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之人，在当时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吴敬梓用巧妙的讽刺手法，将这些人的性格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引起读者的深思。

　　这样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在成书后，就有抄本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好评。当时人程晋芳就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后世的文学作品，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也很大，像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不论是它们批判现实的精神、艺术表现的讽刺手法，还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结构，都明显地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

　　还需指出的是，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儒林外史》也有着很高的地位。英国大百科全书称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美国大百科全书称它“由一个个精彩的讽刺故事组成，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有英国学者评论此书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足堪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