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史书的体裁或编撰体例，人们往往会想到“编年”和“纪传”两种，前者以“时”为线索，代表作有《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等；后者以“人”为线索，代表作有《史记》《汉书》等。唐代著名史论家刘知幾曾对编年、纪传两种体裁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应当“并行于世”。的确，在唐以前，“编年”和“纪传”是古代史书编纂的主要体例。到了南宋时期，袁枢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别出心裁地编成以“事”为线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于是在编年、纪传二体之外，中国史坛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那就是纪事本末体。
本讲我们就来介绍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部书的作者袁枢。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也就是今天的福建建瓯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即1131年，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即1205年。
大约在魏晋时期，袁枢的先祖由河南汝南一带避乱南迁，至南宋时已定居在福建建安了。当时的建安地区文化较为发达，袁枢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十七岁时，袁枢入太学，他勤勉好学，二十岁时参加国子监考试，所作文章深受当时学者的赞赏，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三十三岁时，袁枢又参加了礼部考试，“词赋第一，隆
兴元年登进士”。从此他涉足官场，开始了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活。
袁枢初任温州判官，不久调任兴化军教授，又调任严州教授。在此职位上，他利用闲暇时间编撰了《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后来，他又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常德知府、江陵知府等职。
六十六岁时，袁枢因事受到牵连，被弹劾罢官。此后，他过起了闲居著述的生活，每日杖履，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同时深究学术。
袁枢为官三十余年，赢得了不少好评，可谓是誉满士林！他针对当时统治阶层中存在的言路不开、结党营私的风气，以及偏安江南的思想，向孝宗皇帝提出了三疏：“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他的政治活动基本都是围绕这三点展开的。
“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这是针对南宋最高统治者而提出的。袁枢历陈往事，举出自汉武帝至唐文宗，凡是偏听奸佞之言者，都造成了国家的祸乱，并以这个历史教训来规劝孝宗不要与奸人共商国家大事，而要辨别忠奸，远离“小人”。但孝宗不听劝告，导致当时士风日蔽，言路不开，政治不清明。
“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这是针对南宋自高宗以来朝廷中出现的向金乞和、偏安江南的现象而提出的。应该说，袁枢认识到收复中原是国家“图万全”的根本大计，其爱国之心和家国情怀由此可见。
“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袁枢对朝廷中出现的虚伪、不公正、贪图富贵等现象是嫉恶如仇、直言不讳的。袁枢任大理少卿时，殿中侍御史冷世光收受贿赂，包庇罪民高氏。袁枢对冷氏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最终孝宗罢免了冷世光的职务。史书评价说：“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在江陵知府任内，袁枢发现江陵地处长江边，年年被江水侵袭，堤岸崩决，百姓受灾。为了防备水患，他迁徙百姓到他地居住，并种树数万株，维护堤岸。
这就是袁枢，一个有爱国爱民之心和愤世疾邪之志的人，他是诤谏之臣，是不畏权贵之臣，是刚毅正直之臣，从而赢得了后世的赞誉。
那么，袁枢为什么要编写《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呢？
首先就是便于阅读。中国典籍汗牛充栋，人们往往无从下手。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通史来说算是简要得多了。但对于读者来说，却是另一回事。近三百卷的《资治通鉴》摆在面前，展卷开篇，今日三事，明日五事，日复一日，故事杂陈，要弄清重大事件的脉络，也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涉及到编年体史书的一个弊病，这类体裁的史书以“年”为经，突出的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发展顺序，逐年记载所发生的多项事情，而一完整的事件，则被年、月、日分割成若干碎片，如此一来人们便不易了解一件事的全貌，若想得知事件的始末，则需翻阅若干卷。
南宋诗人、政治家杨万里描述自己阅读《资治通鉴》的感受时说：“如山之峨，如海之茫”。杨万里是著名学者，他读《通鉴》已感到如此困难，其他人不问便知了。
具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对于《资治通鉴》这部书是颇为推崇的，但在阅读时同样有杨万里的感受，于是他决定对《通鉴》这部书进行改编，使其成为一部便于阅读，便于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著作。
于是袁枢把《资治通鉴》中属于同一事件的原文集中起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抄在一起，同时给事件加上标题。就这样，一部上起三家分晋，下至五代周世宗征淮南，包括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共294卷的《资治通鉴》，被袁枢改编成了有239个专题、仅42卷的《通鉴纪事本末》。从实际效果看，《通鉴纪事本末》确实达到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困难的目的。
此外，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统治者提供有关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这个意图与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目的是相同的。袁枢是史学家，但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南宋官员，而且是正直之臣、忧国忧民之臣。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南宋大臣，袁枢想用编《通鉴纪事本末》的方式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借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通鉴纪事本末》初刊本刚一问世，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此书后，以其特有的眼光，认定此书“有补治道”，于是将其献给了孝宗皇帝。孝宗见到此书，大喜过望，评价比“有补治道”更进一步，说是“治道尽在是矣”。
《通鉴纪事本末》的篇幅比《资治通鉴》少很多，而且以事为纲，眉目清楚，旨趣明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萃的历史教科书，同时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后人总结此书的三大优点：一是将重要史实按次序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可补编年、纪传两体之不足。二是把浩繁的历史事件整理得“经纬明晰，前后始末，一览了然”，方便读者的学习。三是把治乱兴亡的政治系统化、故事化，减少了人们读史的困惑，增强了读史的兴趣。
正是由于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和特点，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继作踵起。比较有名的有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马骕的《绎史》，清代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清代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这些著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史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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