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资治通鉴

　　本讲要介绍的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部经典名著，它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大体接续《左传》，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兴亡史。由于《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史学书库中，产生了一个“《通鉴》学”的“大家族”。包括按照事件而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接续司马光而编纂的《续资治通鉴》以及相应的“纪事本末”，还有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这样，前后相续，就形成了一个用编年体方式记录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整系列。

　　《资治通鉴》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在于“资治”二字。司马光希望通过对历史兴衰的记述，总结历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服务。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君主的才能、素质和品行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第二，反复强调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用人，并提出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先说第一个方面。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君主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那么，君主如何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呢？司马光认为关键是要“修心”。所谓“修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领导者“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司马光在其《稽古录》中把君主分成五种：一为创业之君，智勇冠群；二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但能够自我修为；三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四为中兴之君，才能过人且善自强；五为乱亡之君。简单来说，司马光认为历史上的君主，可以划分为创业者、守成者和乱亡者；而介于守成者与乱亡者之间的还有两种人，即中衰者，即陵夷之君和中兴者。《资治通鉴》中描写了这五种不同帝王的众生相。

　　那么，治国之要又是什么呢？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者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一个共同交集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领导者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可见人才决定着国家的兴衰！

　　而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圣贤选拔人才也很困难。比如，如果根据毁誉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考核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会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有出于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来判断，才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司马光的人才选拔观对于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总之，《资治通鉴》是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的一朵奇葩，蕴含着古人治国理政的得失和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大学者王夫之著有一部《读通鉴论》，该书卷末说：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自淑是提升自己，诲人是与人分享，知道而乐是因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我想这就是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