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周易》。孔子对这部书颇为喜爱，《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反复的阅读《周易》，以致于穿竹简的牛皮绳子都断了多次。孔子甚至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认为这部书对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有重要意义。那么，如此受孔子重视的《周易》，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今天见到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所谓“传”就是对“经”的解释，这与《春秋左氏传》的性质相同。
《易经》的创作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的创立，重卦并撰写爻辞。
在古人心中，天地、男女、昼夜、炎凉、上下等生活中遇到的现象和概念，都体现着普遍性和相互对立的矛盾性。根据这种直接感受和朴素的观察，古人把宇宙间变化多端、纷繁复杂的事物分为阴、阳两大类，用阴、阳两种符号表示，象征着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和现象。
在此基础上，古人以阴、阳两种符号为“爻”，每三爻叠成一卦，于是就有了“八卦”这一概念。八卦分别是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离卦、艮卦、兑卦。为了便于记忆，《周易本义》中还记载了一个歌谣：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此后，又将八卦两两相重，就成了六十四卦。今天我们看到的《易经》就是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这六十四卦除了卦象、卦名之外，还有卦辞和爻辞。所谓卦辞就是解说这一卦的基本内容的词句，所谓爻辞就是说明每一爻的性质和内容的词句。
据现代学者研究，卦辞和爻辞中所含的哲学思想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乾》卦的爻辞，就是以龙象的变化来表现人政治生涯的起伏升降。这些比喻，都是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试图在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寻找某种共通的东西，或借自然现象的变化说明人事活动的规则。其背后蕴含的观念就是天道与人道具有一致性，这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第二类是讲人事的得失可以转化。卦辞、爻辞中涉及许多对立的事物，如泰否、损益、吉凶、往来等。《易经》认为，这些对立事物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思想。
第三类是提出某些行为准则，对人有劝诫之意。如《谦》卦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强调人有谦卑的品德，则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可以看出，《易经》的卦辞、爻辞中，含有某些逻辑思维，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
现存的《易传》共七种十篇，包括《文言》，《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又称“十翼”，是说它们是《易经》的羽翼，有辅助的意思，表示其创作宗旨是为了解释《易经》的。《易传》是今天人们研究《易经》最重要的“津梁”。
关于《易传》的作者，唐以前多认为是孔子。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期间，且非一人所为。
《易传》是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易经》的，它使《周易》的内容逻辑化、系统化，也使《周易》从最初的卜筮之书最终发展为一部哲学著作。
我们今天读《易传》，可以发现很多哲学问题，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生智慧。
首先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前面说过，《周易》的基本元素就是阴阳，《易传》则吸收了道家和阴阳家的阴阳学说，以阴阳范畴解说《周易》的卦象、爻辞，并概括出一条总原则，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就是有阳就有阴，有阴就有阳，阳可变为阴，阴可变为阳。阴阳两个方面相互联结、相互作用，这就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称为“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观察事物的性质就要从阴阳或正反两个方面去看，既要看到阳的一面，又要看到阴的一面，不能有所偏废，否则就是以偏概全、见仁而不见智。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其次是物极则反。
在事物盈虚消长的变化过程中，总是由于发展到顶点，而向其自身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个道理易学史上称为“物极则反”。《易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此命题，但却阐发了这一思想。“物极则反”，我们今天常称作“物极必反”，在古人眼中它被认为是一条自然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
第三是忧患意识。
《周易》中充满了忧患意识，认为人们只有“惧以终始”，不忘忧危之事，才能在危机中保平安。后人十分重视《周易》中提出的忧患意识，将其视为处理人生际遇的准则。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困境，都应时刻怀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要动摇自己的信念。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易传》提出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主张，并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
第四是趋时尚中。
为了避免倾危，保持安宁，或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易传》提出要趋时尚中。所谓“时”，即时机、时运、时势，“趋时”就是主动地适应时势，及时抓住机遇，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时偕行”“变通趋时”。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是将事物的各种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从而使事物处于最佳状态。因此，《易传》特别推崇“中”，要求人们“执中守正”。应该说，《易传》中的“时中”理论，较之“中庸”又进了一步。
第五是“精义”“利用”“崇德”三者并举的人生价值论。
“精义”反映着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知识是人安身立命的理性工具和基础，“精义”正是对科学知识价值的肯定。“利用”是指人自觉地用科学知识作为手段创造物质财富，从而改善生活境遇，提高生命素质。人的自然生命是其人格价值的载体，无视自然生命的质量，也就否定了道德价值的生理基础。“崇德”是人格价值的最高体现，是人的自然生命的精神归宿。《周易·系辞下》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是将知识、生命、人格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个丰富动态的价值理论体系，这对于克服假、大、空的理论说教，避免物质享乐主义，都具有积极意义。
《易传》中还提出天人协调论，主张人要“与天地合其德”，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自然面前有所为，又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发展，不能破坏自然。此外，《易传》中的很多名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至今仍被传诵，影响很大。
可以说，《周易》为中华文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这个体系的要素包括刚健有为、中和思想、崇德利用、天人和谐等，其中刚健有为思想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中和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关系；天人和谐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又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体系。
总之，《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源头，对中华文化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特色的形成，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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