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在于得人。人才对于国家事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讲向大家介绍的这部书,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专著,它就是《人物志》。
《人物志》的作者是三国时期魏国学者刘劭,这部书共三卷十二篇。一经行世,便得到广泛青睐。
那么,《人物志》究竟有何魅力而能受到如此推崇呢?
原来,三国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与秦汉相比,这一时期的人才管理理念和模式也基本上走向稳定和成熟。像在人才选拔方面,从笼统的“贤”到具体的“德”“才”或“德才兼备”;在人才使用上,从单纯重外在才能到关注人的心理特征,从只顾选拔、任用,不重效果,转向注重业绩的考察,使对人才的了解更全面,使用更科学。
《人物志》这本书正是总结了三国时期以前人才管理的历史经验,针对三国时期发生的人才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系统阐述了人才本质,人才分类,鉴别与使用人才的标准、原则等问题。比如,书中首次提出运用“八观”“五视”“七缪”等方法识别人才;第一次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才进行素质测评;强调选拔人才要坚持德才并重;强调君主要与人才互动,一方面执政者要善于发掘、识别、任用人才,同时,人才也要积极表现,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此外,《人物志》的作者刘劭也非空谈理论的学者,他写这部书是建立在自己学识、才能、地位、专业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因此,书中关于人才选拔、人物评价等问题都是作者从实际出发写就的。
可以说,《人物志》这部书是顺应时代的作品,书中提出的关于人才管理的理念和模式颇具实用性和普遍性,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人才选拔和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人称其为中国人才学的第一部著作,实不为过。
《人物志》问世近二百年后,十六国时期西凉学者刘昞为这本书作了注释。此后历代刊行的《人物志》,都附有刘昞的注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也就是说,刘昞的注释已经被视为《人物志》的一部分了。那么,刘昞的注释为什么能够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可呢?
首先,是解题得体。由于时代隔阂,前人流传下来的典籍中一些篇章题目的含义难以理解,需要用当代的语言做一番解释。《人物志》十二篇的题目,诸如《九征》《体别》《流业》,孤立地看,有不知所云之感。刘昞则为十二个标题作了注解。
其次,是注句深邃。刘昞注《人物志》采取随文作解的方法,注句为主,释词为辅,使注释与原文相互呼应、浑然一体。此外,刘昞注《人物志》的主要目的是为当时统治者提供一套发现和使用人才的良策。因此,注文更侧重于他对历史及其所处时代的认识。
第三,是补史精当。讲历史离不开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人物志》一书多数情况下只讲理论,读起来较为空洞和吃力。刘昞则增补史实,延伸其思绪,使人能更好地把握书中要义。特别是刘昞在补充历史资料的同时,还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即所谓经世致用,这大大提高了《人物志》一书的实用价值。
由此可见,刘昞的注立足经世致用,并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人物志》能够得到后世的认可和广泛传播,刘昞也功不可没。
作为一部系统阐述人才理论的专著,《人物志》不仅在古代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中得到启发。
首先是如何认识人才。人才观是关于认识发现人才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人物志》中所体现的人才观主要有:才德并重不可偏废;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都值得重视、认识并发现;要广纳各方面人才;应该辩证地认识人才。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
其次是如何发现人才。如果说如何认识人才是人才观,那么如何发现人才就是方法论。《人物志》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有益总结。一方面是由表及里地发现人才。刘劭认为从人的外部表现可以发现其内在的品质,比如安逸悠闲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平和有条理的内在精神。他还指出,认识一个人不能只凭众人对他的评价,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个人,考察人才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没有自己的主见,等等。这些总结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最后是如何使用人才。在《流业》一章中,刘劭认为清节家、法家、术家、臧否、文章、儒学、口辩、雄杰等都是人才。人才的类型不同,能力大小各异,因此只有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使其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给国家的治理带来好处。刘劭还举了一系列例子,如刚猛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让他们治理善良的百姓,往往会对百姓残暴不仁。这些论述体现了“量才适用”的原则,也是今天选人用人中应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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