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它就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这部书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唐代学者李善所说：《文选》成书以后，成了士人的必读之书。据说李白早年曾三次拟作《文选》中的诗文，杜甫更明确地告诫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到了宋代，还出现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可见这部书盛行的情况。时至今日，“《文选》学”与“红学”一样，成为了少数以书命名的专门之学。
萧统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然而，天妒英才，萧统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所以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也就称《昭明文选》。
萧统是《文选》的主编者，参与编纂工作的以刘孝绰最为重要。刘孝绰可以说是萧统手下的首席文人，萧统让他为自己编定文集。在《文选》的编纂过程中，刘孝绰自然做了不少工作，所以弘法大师在《文镜秘府论》中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的提法。可见，《文选》的编成，刘孝绰功不可没。
《文选》所收文章时代上起子夏、屈原，下迄梁代。从文章分类的实际情况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赋、诗、骚、诏、册、表、教等三十八小类。赋和诗所占比重最大，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畋猎等十五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讽谏等二十四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非常细致的阶段。
《文选》中的文章，以辞人才子的名篇为主，强调的是以“文为本”。因此，凡“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即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则予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也就是说，《文选》的选录标准并非是以文章的立意为宗，而在于辞藻的华美、声律的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这种标准，实际上是为古代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使得隋唐以来的文人学士对这部书十分重视。特别是隋唐科举以诗赋取士，隋唐文学又和六朝文学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当时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在《文选》编成后不久的隋代，就有萧统的族子萧该为《文选》作音注。到了唐初，在当时的扬州有曹宪传授《文选》，聚徒教授，并作《文选音义》十卷，“文选学”之名由此而起。在曹宪的学生中，有一位出类拔萃者，就是李善，他为《文选》作注，受到后世的推崇，影响很大。
李善知识渊博，他是用毕生精力来注《文选》的。显庆三年，李善将修改完善后的《文选注》上呈给唐高宗李治。
李善的注释主要为征引式，就是为文章中的典故、成语寻找最早的出处。如果在文章作者之后、李善之前已有人在相关著作中提过某词的来源或用法，李善就引用他们的说法。如果某篇文章前人已有较好的注释，李善就全录其注。当然，对于前人的注，李善也作了补充修订，并加“善曰”以示区别。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据统计，李善注《文选》引书近一千七百种。应该指出，李善的注往往采取征引有关原文的方式，这与先前古籍注释中常用的直接解释词语、串讲或翻译难懂的句子，以及在注释中进行琐细的论辨等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征引原文的好处在于原原本本，信而有据，使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作者的遣词造句采用了前代何人的什么词句，并在前后文本的对照中了解词义和句意，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前后的异同, 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和欣赏眼前的文本。当然，征引式的注法也有其自身的弱点，那就是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否则难以读懂，因此不适合初学者阅读。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工部尚书吕延祚召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为《文选》作注，当时称为《集注文选》，后通称《文选》五臣注。五臣注《文选》的初衷就是因不满于李善那种征引式的注释方式，认为他引证虽详，但无助于让读者明白文章的创作旨趣。所以他们要撇开烦琐的引证，直截了当地去诠释作者的用意，至于为难字注音、为词语作注，也都简明扼要、务在实用。从这一点上看，五臣注确实较李善注更有益于一般读者。此外，五臣注还对李善注的一些错误和解释不清之处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因此，后人便将李善注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称为《六臣注文选》。
《文选》作为一部诗文总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首先，这部书保存了丰富的文学资料。根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散佚很多, 而《文选》保存了丰富的诗文资料，有些作品就是因为被《文选》选入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使得《文选》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必须参考的文学典籍。
其次，这部书选录了众多的诗文佳作和名篇。举例来说，在辞赋方面，汉赋今天存留者不多，在不多的汉赋中，其精华已被《文选》所选录，像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这都是写京都大赋的代表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为汉赋创立模式，为后世模拟之准的；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均为他的名作，等等。诗歌方面，两汉诗歌，《文选》选录36首，其中《古诗十九首》最为著名。而建安时期的“三曹”，《文选》选录了曹操的
《乐府》二首，即《短歌行》《苦寒行》，曹丕的《芙蓉池作》、《乐府》二首、《杂诗》二首，曹植的《送应氏诗》二首、《七哀诗》《赠白马王彪》《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杂诗》六首等，均为佳作。文章方面，像孔融的《荐称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诸葛亮的《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名篇，也被选入。正如我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
此外，《文选》还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李善的《文选注》就保存了不少已佚古籍的片断，兼有诸多古人的注释，这是史学中辑佚、校勘的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文选》保留了很多原始史料。这里以干宝的《晋纪总论》为例。《晋纪》久已散佚，但唐修《晋书》及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都引用了干宝的《晋纪总论》，这充分说明了史学家对《晋纪总论》的重视。可惜的是，《晋书》及《资治通鉴》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而是作了不同程度的删节。根据研究，被删节的文字并非琐言赘语，而是可以反映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也就是说，正是《文选》收入了《晋纪总论》，才使得我们得见这篇文章的原貌，这对研究晋代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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