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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日记】杨春:愿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月26日清晨7点03分,央视《新闻调查》摄制组从北京出发,前往武汉。一行人中,有曾在抗击“非典”、非洲埃博拉疫情报道中有过突出表现的资深记者杨春。

  “很多人会说,我们这些记者也是逆行者,其实说起来很惭愧,那些面对烈焰冲向火海的消防队员,他们才是逆行者,那些一直在武汉坚持战斗了很长时间的一线医务人员,他们才是逆行者,面对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我们更愿意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

  第一时间请战,就应该是我去。

  杨春赴武汉采访,可谓“不告而别”。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太太回娘家过年,他却踏上开往武汉的高铁。“决定要去武汉,我第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还是不让家里的父母、老婆孩子都知道了。所以是到了武汉之后,我才给她(太太)打了一个电话。她还在娘家呢,正巧也是一个机会,如果在一块儿,(解释)也还挺麻烦的。”问及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杨春脱口而出:“就应该是我去!”

  看见杨春出现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报道现场,有观众惊呼:“天哪,是杨春,是杨春!杨春回来了!”没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17年前的2003年,也正是这位踏实稳重的记者冲在抗“非典”报道一线,将情况真实、客观地报道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如今,庞杂纷乱的信息带来的紧张情绪中,又一次在抗疫报道一线看见杨春,一如既往冷静客观的态度、深入体贴的观察,自然而然令许多观众平添一股信赖。

  “在‘非典’的时候我穿过这样的防护服,在非洲塞拉利昂报道埃博拉疫情的时候我也穿过这样的防护服,今天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我又穿上了。”一次报道中,“全副武装”的杨春这样说。

  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杨春从一开始就持续关注。听说台里要向武汉前线派出报道小组,他第一时间“请战”,担心自己“选不上”,还“给领导们打了一圈儿电话。”

  “我觉得就应该我去。我有这方面报道的经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杨春说,他刚从海外记者站驻站回国,还处在“转任期”。“不属于新闻中心:我怕因为这个选不上我,就得更积极主动去争取。还好老领导老同事都比较体谅我,把我派过来了。”

  到达武汉之后,杨春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西非报道埃博拉疫情的时候,我在微信里把我老婆给屏蔽了,结果呢,有共同认识的人告诉她了。后来我一想,在这个信息时代也不太瞒得住她,就算了吧。”电话里,一句“我来了”似乎包含了千言万语,对杨春的选择,妻子表示理解。“因为她知道,我在后方也待不住。”

  17年前,杨春曾在他的“非典”日记里写下:“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国士兵之死》的那位,说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的战地记者,就是在战斗中始终冲在尖刀连的前面,再回过身来,拍士兵冲锋的那个人。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新闻记者的信条。对于和平时期来说,阻击非典,就是最大的战役。”

  17年,岁月流逝,初心不改。“我知道这种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意味着什么,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所以就要尽可能把它全面地报道出来,咱们干这行儿的,就是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最凶险的地方,他一个人进去

  “这种重大疫情报道,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大的背景,一段时间以内,它对一个城市,对我们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绝不能以3分钟热情来关注这件事,它绝对不是一次小小的接触战,而是一场持久战。”杨春说。

  在武汉前线报道,杨春有许多并肩战斗的伙伴,有一些年轻记者,初次经历这样的重大疫情报道,会有一些恐惧,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展开报道。对他们来说,杨春是“老大哥”,也是“主心骨”。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自己在“非典”报道、埃博拉报道时的亲身经历,既是把宝贵经验分享给这些年轻人,也是帮助他们平复紧张的情绪。“危难险重的任务,没有一个人是退缩的。可能心里有点忐忑,有点打鼓,但是关键场合、关键时刻,大家肯定都是顶上去,表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昂扬的斗志。”

  每天的工作都很紧张,白天出门采访,晚上还要看素材,编片子。最忙的一天,早上七八点开工,晚上忙到凌晨一两点,杨春上午进重症病房,下午又进ICU(重症监护室)。ICU里的单间,住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还包括一个强力感染者。在决定进去采访的那一刻,杨春回头,一摆手拦住了身后的摄像。“没想太多。”杨春说:“ICU跟病房还不一样,所有ICU的病人都是插着管的,也就是说,他的口腔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我们都知道,这种呼吸道的敞开意味着什么。能少进一个是一个,所以我就是一个人进去,然后拿手机拍摄。”

  已经很熟悉厚重的防护服,但杨春在穿脱时依然一丝不苟,他深知,科学防护才是进入这样一个现场的正确方式。“防护服的穿法非常严格,不小心一个程序搞错了,就意味着危险,比如手套的边缘一定要套住防护服,不留一丝缝隙,手套至少要戴两层,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小缝隙,病毒进来也很可怕。”

  尽管对自己的防护措施非常有信心,事后杨春还是反复消毒,坚持每天自己测体温。“毕竟是最凶险的地方”,杨春坦言,“还是挺怕的”,这种害怕源自对病毒和疫情的深入认知。

  不过,在出镜时,甚至他在向记者讲述这段经历时,声音依然那么平静。“我快50岁了,比别人能够更平静一点,作为记者,你先害怕,或者先兴奋,都有可能失去那种客观公正的立场。”

  一条长长的线,把珠子串起来

  在武汉前线报道,每天都有新情况,每天都有新变化,但《新闻调查》“一般是做长线的、大容量的报道,需要长期的跟踪调查,而不是那种几分钟的短消息。”不过,“我们一直坚持去寻找、去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杨春说,目前他们正在跟踪报道一名刚刚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老雷。此前电话联系采访对象老雷时,他还仅有发热症状,1月29日,杨春突然得知,老雷已被确诊入院接受治疗。

  “一确诊,就意味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医院是不是启动了应急预案?他的家庭怎么切断传染途径?社区、街道应该怎么做?怎么进行消杀,乃至怎么对这个家庭进行精神抚慰?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件事?特别是他的妻子也因为‘疑似’在医院隔离,孩子在外地,76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人被隔离在家,这是他最大的牵挂……”

  1月30日,杨春跟随社区人员去探望了老雷的母亲。离开的时候,老人站在门口目送他们下楼,摄像一直在拍摄,光线慢慢暗下去,杨春心里突然一阵发酸。“这个家庭是不幸的,但从一个个人投射到整个家庭,然后投射到整个社区、整个社会,不仅对于这次疫情报道,乃至对于整个疫情研究,都具有一个样本的意义。”杨春说。“至今我们所有的报道都是点对点,但我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全景式的展现,用一条长长的线把所有这些珠子都串起来:一个普通人从发病到确诊,到最后……我们希望他能够痊愈出院,那将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当我们再回顾,会发现原来我们对这次疫情的报道,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记录,而不仅仅是片段式的新闻……”

  正月初五“破五”,宾馆特地给在武汉采访的记者们送来饺子,杨春和同事们干了一杯,祝福武汉早日“康复”。“武汉人骨子里有一种乐天的、不太在乎的那种精神,尽管在疫情面前通常会让人有点担心,但也常常感染我,时时鼓舞我。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大家共同努力,一定会渡过难关。”

  相关链接:战友倒下了,我会继续战斗

  1月28日,记者杨春正在采访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胡明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中断了采访,也让胡明泪流满面。原来,电话那边是他的好战友、好兄弟,另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在连日救治重症患者时不幸感染,如今病情危重。

  1月29日,杨春再次采访胡明。胡明告诉杨春,电话里好友对他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呼吸困难。”同是重症监护室医生,遇到疑似患者,几个朋友通常都会交流一下治疗方法,“那天他说,我这里收了个病人,我把片子给你看,你看看是不是(被感染)?当时核酸试剂也没出来,我说疑似吧,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结果过了两三天才知道,那片子就是他的。”

  “这两天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早期治疗好像效果也不明显。我基本上一直在搞极危重症(救治),对这个病情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在这种状态下,出风险的几率就非常大。都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平时关系又那么好,突然他就倒下了,情绪上一下很难接受。”但平静下来后,他迅速调整情绪,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他说,医生不能情绪波动,面对生死,更要做出正确决定。“该战斗,你还得继续战斗,总不能因为身边的战友倒了,你这个战斗就结束了。这疫情没结束,你还能够做,难道说你就退了吗?不能退啊。如果我们都退了,那还能指望谁呢?重症(监护室)永远是疾病的最后一道关,最后一道关守门的我们都已经退了,就跟球队一样,永远没有守门员了。”

  杨春说,第一次采访胡主任结束之后,他曾经犹豫过,是不是要把胡主任这种情绪流露通过镜头展现给观众,但是第二次采访完胡主任,他没有了这些犹豫。“因为胡主任说的那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倒下了,但是阵地还在,不能放弃!”

发布时间:2020年02月07日 21:06 来源:中国电视报 编辑:石光辉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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