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选有很多，其中清乾隆时期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是一部体现桐城派文学主张的古文选本，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文学特别是古文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姚鼐是一位少有的“全才”，既有理论，又有创作，还有自己选编的文章选本。这几者相互参证，构建了他的文学思想体系。
姚鼐是安庆府桐城，也就是今天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 “桐城派三祖”。
姚鼐自幼好学，二十多岁考中举人，本以为从此可以平步青云，不料连续五次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第六次应试才中了进士，授选庶吉士。
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这个职位本应翰林充任，姚鼐能够破格当选，足见其造诣之高。《四库全书》修成后，姚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
此后，他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就在主讲梅花书院时，他开始着手编纂《古文辞类纂》，既可为讲学作指导，又可作为学生学习的参考。有记载说他“无一日不讲此书，无一日不修订此书”。
姚鼐提倡文章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互作用。“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这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
姚鼐提出的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他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调和汉宋二学的矛盾，采用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一主张也可以看作是对人们写文章的基本要求，无论何时都具有指导意义，就是说“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乾隆四十四年，即1779年，经过姚鼐的补充和修订，《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
《古文辞类纂》选录了战国到清初的七百余篇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为主，于明取归有光，于清取方苞、刘大櫆，以继八大家之续。选入的文章除散体文外，还有辞赋，主要收录屈骚与汉赋，故称“古文辞”，这反映了姚鼐试图兼包众美、扩大古文规模的愿望。全书共七十五卷，由于对文章进行分类编排，故称“类纂”。那么，姚鼐的分类原则是什么呢？
自《文选》以来，许多文章选本在分类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尝试，它们或看文章的题目标示，或按功能，或按形态，或按性质，对历代文章进行或繁或简、或分或合的各种分类。应该说，每种分类方式都有各自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繁富的分类可能让读者对某种文体 有更专门的认识，但似乎削弱了分类的意义；而简略的分类虽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又不利于人们对更加具体的文体进行了解。
也许有感于前人分类的不足，姚鼐在综合考察文体渊源、形式、内容、使用场合、功能、题目标示的基础上，突破题目中文体信息的局限，而深入到文章的内容之中，以文章的性质和功能为主要标准，将选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作品前有小序，介绍该类文章的渊源、发展、文体特点等。
值得注意的是，姚鼐对自己的十三类分法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为此他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就是在相同文类中又进行二次区分，“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当他发现某些篇章的性质与某种类别比较接近，但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时，还会以附篇的形式附在该类之后，如将韩愈的《毛颖传》附在“传状”类之后。可见，《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不仅较为简约，而且富有弹性，这是姚鼐在古文分类上做出的贡献。
至于姚鼐的选文标准，可以用“求当”“求实”来概括，所谓 “当”，指的是言辞的恰当合理。
从选录的十三类文体来看，皆为当时非常实用的，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实用文，也称应用文。除总的选录原则外，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还简述了各类文体的起源、特点、流变及编选原则，最后提出总则：“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学者多认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八个字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通观这八个方面，格、律、声、色是神、理、气、味之外表，即初学者当从格、律、声、色入手，循序渐进，待创作成熟后，再追求更高的境界。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文八字诀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所谓“神”，是指文章的神思神韵，神妙变化。从姚鼐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中可见“神”的含义，他在肯定归有光的《畏垒亭记》 时，言其“神韵绝高”，他还认为欧阳修的《岘山亭记》神韵缥缈，是绝世之文。?
所谓“理”，是指文理、脉理，也指义理，是行文的客观真实性和内在逻辑性。他曾说：“当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
“气”是指文章的气势，即贯通于文章字里行间的、灵动有生机的文势。他认为文章有气势，读之就像作者在面前和你说话一样；没有气势，无非码字而已。
“味”是指文章隽永深刻，含蓄而耐人寻味。
“格”指的是格式、体制，不同文体有不同的体裁、格局。他强调所选之文要有“高格”，认为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样的著名作品，因语近骈体而未达“高格”的标准，因此未被选入。 ?
“律”指的是规则、法度，即行文的具体规律、法则。 ?
“声”指文章的音调、音节。文章的音调要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这是形成语感的前提。只有节奏和谐，音调优美，文章才能动人。
“色”指文章的辞藻、文采。姚鼐所追求的文章要平淡、自然、醇雅。
这八个字体现了古文创作的客观规律，是姚鼐总结出来的品鉴文章的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
对于《古文辞类纂》，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在此书的早期刻本中，都有着篇目标圈和篇中圈点，它们体现了姚鼐对每篇文章的“等级”划分以及文学评价。可惜的是，如今出版的《古文辞类纂》大多将标圈和圈点去掉了。
在《古文辞类纂》的圈点系统中，篇目标圈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分为四个类型，即篇目不标圈、标一圈、标二圈和标三圈。
一般认为，圈点诗文始于宋代。不过宋代的圈点多见于文章的内容，很少施之于篇目之上。姚鼐的老师刘大櫆编选的《历朝诗约选》，在选录的一些诗歌篇目下方标注有一圈、二圈和三圈，不过也有很多不标圈的，有的整卷不见篇目标圈，这说明当时在篇目上标圈还不完善。?
姚鼐继承了用篇目标圈来衡鉴作品的方法，在表达自己对古文品评观点的同时，也便于后人对选文的定位和学习。
首先，篇目标圈便于学习者在同一作家的同一文体或不同作家的同一文体中进行对比分析，揣摸鉴赏，领悟文章的高下，探索文学艺术的奥秘。
比如辞赋类中同为宋玉的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标为二圈， 《对楚王问》则标为三圈。如果单纯从艺术表现上看，前者重于铺陈，寓意深婉，富有情趣，似乎高于后者；但综合考量，前者内容谐俗，后者内容雅洁，因此略高“一圈”。
又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古文辞类纂》将其放在辞赋类，又属于同一题材。但《两都赋》标二圈，《二京赋》标三圈。姚鼐在《二京赋》后作了评说：“《西京》雄丽，欲掩孟坚；《东京》则气不足举，其辞不若《东都》之简当。惟末章讽戒挚切为胜。”也就是说，张衡《西京赋》以其“雄丽”超越了班固的《西都赋》，最能体现大赋的艺术特征；其《东京赋》虽不如《东都赋》简当，但在思想内容上又以“讽戒挚切为胜”，所以《二 京赋》要高于《两都赋》。
应该说，篇目标圈以及评点，都是姚鼐文学品鉴思想的体现，深含姚氏评文的心思和标准，当然也能引导读者品评和赏析。
其次，在选录篇目下标注一圈、二圈、三圈和不标圈，无形中将作品分成了四个等级。而四个等级的作品又分别可以构成一个中小型的古文选本，将四个等级的作品聚合在一起，就给阅读者指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学习之路。阅读者可以从标有三圈的最好作品入手，掌握古文艺术的精华，然后依次学习标有二圈、一圈和没有标圈的文章，不断拓宽视野，逐渐领会古文的神髓。
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宋晶如、章荣注释的《广注古文辞类纂》，其《凡例》说：“本书目录中，每篇之下加有单圈双圈等以标明内容之优异，读者可先将标有三圈者阅之。”这里说的目录中的单圈、双圈、三圈，即姚鼐在文章篇目下所标注的一圈、二圈和三圈。《凡例》所言虽是指导读者之语，但也道出了姚鼐的心声。?
需要指出的是，《古文辞类纂》中没有在篇目下标圈的文章，我们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档次最低的作品。比如方苞和刘大櫆的很多作品就没有标圈，这是为了避嫌，也是为师者讳。因为刘大櫆是姚鼐的老师，又是方苞的门人，对于老师与老师之师的作品，姚鼐自然不好随便评价。?
总之，从古代文学选本的发展来看，《古文辞类纂》是一部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前后呼应的著名选本。学者吴汝伦评价说：“《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曾国藩则说：“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后来，王先谦、曾国藩、黎庶昌、蒋瑞藻先后编成《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续古文辞类纂》《新古文辞类纂》，而为《古文辞类纂》续脉，足见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地位和价值之高，以及对后世学者在古文方面的哺育之功。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